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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发挥作用的机制
两千多年来，中国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构建着“孝”的道德网络。
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倡导忠孝，动用国家机器从制度上、思想上强化“孝”的宣传。以儒家的忠孝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将《孝经》列入十三经之一，以此来规范人们“孝”的行为准则。强调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并按照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还把属于道德规范的“孝”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从而惩戒“不孝”的行为。在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举孝廉”就成为了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孝”成为普通人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无疑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历代统治者还通过对“孝子”的表彰，为孝子立传、立牌坊来激励“孝”的行为。
在民间，人们通过各种口头叙事(传说、故事、歌谣、说书、宣卷、戏曲等)来歌颂“孝子”，鞭挞不孝的行为。例如民间故事《抬筐》讲述：从前有一个不孝子叫张三，有一天让儿子和他一起把体弱多病的老妈丢弃到荒郊野外。儿子说：“爹，抬筐不能扔，得拿回去留着。”张三问：“这个破筐没用了，扔了吧!”儿子说：“咋没用呢，等你老的时候好用它抬你呀!”张三满脸羞愧，将老妈背回家里，再也不敢虐待了。这则故事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富含哲理，起到很好的教化作用。由元代郭居敬(一说是其弟郭守正，一说是郭居业)选取历代二十四个著名孝子故事编录而成的《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经人配图为《二十四孝图》，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在民间影响巨大，几乎家喻户晓。民间普遍流传“不孝子孙，天打雷劈”“雷打不孝子”的俗信，认为雷神掌管天地刑罚，不孝之人会遭雷神的惩罚。如《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雷击不孝》就是一则雷神惩罚不孝之子的故事：
温之吴公口有二恶少，谋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于同谋者互杀其母，而后举事。其主谋者陈五四者，正在练店内烹饪，尚未得食，立于灶后。有牧童王正，忽见有丈身之人携锦皮薄书入门，恍惚间，先携小童出门外，霹雳一声，五四头巾穿破，头顶上一窍穿透，靠壁而死。故事中两个恶少在谋事前策划杀害自己的母亲，结果被雷击而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道德制高点。而这种观念又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而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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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族内部关系中，以孝、慈为准则构成纵向的父子关系，以悌为准则构成横向的兄弟姐妹关系，形成一个超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同样，在国家的层面，以君仁臣(民)忠为准则构成君———臣(民)之间的三角形超稳定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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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遭受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朝代更替，但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
四、“孝”在今天的价值
产生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宗法家族文化有许多已不适应当今社会，需要扬弃，如族长家长的权威意志，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与剥夺，共同体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等；“贞节”、“妇顺”准则的单向度要求，当然也应该扬弃。但宗法家族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是值得借鉴甚至发扬的，其中的孝文化尤其如此。
自“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将传统文化一律视为封建迷信加以扫除，数千年来建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瓦解，西方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又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导致中国社会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混乱；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人们信仰缺失，物质至上，道德水准下降，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家庭成员内部关系方面，较为普遍存在“慈有余而孝不足”的情况，晚辈对长辈不尊敬，对老人不履行赡养义务，兄弟间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反目成仇等；在社会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缺乏互助友爱、包容的精神，缺乏基本的诚信等等。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强调长幼有序、上下有别，朋友有信，人人各司其职，每人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以修身养性为最高追求。所有这些，对于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党中央提出用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民众乐于接受的传统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益举措。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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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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