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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神信仰的几点文化理解
财神崇拜曾经是中国的文化空间和社会时间的基本配置，经过现代政治的洗礼，现在又重新复兴。后起的财神像土地神一样，成为中国人聚落的一种标配。负面的驱瘟辟邪，正面的求子求财，表现在神灵信仰上就是财神的广泛供奉。从我提及的案例来看，财神迟早都是要出现在信仰空间占据一席之地的。作为财神信仰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财神在社会时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在各种重要的时刻，必定要与财神交流(接财神、拜财神)，如我们所熟知的北京正月初二拜财神，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还有各地民俗中的腊月二十九送穷，二月初二迎富等。在各种祭祀活动、仪式活动中，也常常有财神出现。中国人求财，可以向诸神求财，也可以向专门的财神求财。我们不仅有财神，还有很多位财神，甚至各个地方、各个民间宗教的财神也不一样。有所谓正财神，包括文财神比干(代表公平正义)、范蠡(代表智慧)，武财神赵公明(代表公平与正义)、关羽(代表忠诚)，还有偏财神，包括五路神、五显、五通、五圣等等。除了这些民间信仰的财神，还有佛教财神，如弥勒佛、善财菩萨、北方多闻天王、财源天母、五显财神、大黑天等。
财神信仰的诸种文化符号和仪式实践曾经被牢牢地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国家的政治设计一直在消灭它们，它们在大风暴之后幸存下来；知识界以各种学术语言预言它们的消亡，它们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乎意料地复兴起来。可见，中国的财神信仰并不简单，无论是作为信仰还是实践都具有一些深奥的东西。我们对此还没有多少真切的认识。相比于中国的政治设计和学术见解，财神信仰及其植根的社会另有法则。我们还需要换一种思路去探询。我们在此分享两点初步的认识。
(一)一事一求的现象与不舍自我的心性
中国人信仰儒释道和民间宗教的诸神，自然会向诸神祈福。我们看河北范庄龙牌会展示的130位神祇，都在庙会上享受香火；再看另外几个地点的崇拜对象，都是以“类家族”的形式存在；都有财神，但是不能只有财神。因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基于神祇的功能设计与认知的，人们向特定的神求特定的福，通常并不向特定的一个神求一切的福(全福)。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设计是：给人们信仰诸神的机会，诸神的关系不是设定为排斥的，人们对神的选择是包容的；人们个人无论怎么信神，都不被要求把自己交给神，尤其不要求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神。相比之下，在一神信仰中，个人通常是把自己交给唯一因而至上的神，求神赐予自己一切的福。
近世对于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都倾向于轻视中国人的单福祈求，尤其是轻视中国人的财神信仰，说是像做商品交易，太过露骨、粗鄙。其实，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向神祈求，具体祈求什么都是祈求，真正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也都主要是人及其社群的精神生活。贬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近代以来贬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一种话语，在宗教学上并不能成立。信仰就是信仰，都是社群的文化生活方式，其形式有差异，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怎么理解中国人的单福祈求行为，是完成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的一项难题。把求财得财、求子得子这样的单福祈求放置在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之中考虑，我们可以得到的理解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是不可放弃的，即使是设计与神的交往，也不舍自我。
中国人愿意那么麻烦地一事一求，不是干脆信一个全能的神，希望这个神把一切都解决。这可能理解为中国的文化设计强调父子关系或家庭中的自我。在中国人的观念下，具体的人，是父母所生(也就是我们常言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也即说具体的个人是来自血亲关系，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来自神，同时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又要有传宗接代的义务，即保持血脉的世代延续。所以中国人处在这样的链条中，是不可放弃自我的，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献出来，我们一定是在保持自我的情况下，再跟别人做交换，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设计之下，我们看到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包括财神，才会是不厌其烦地一事一求。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我执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所秉承的是一种不舍自我的求财祈福观，他们放不下自我，他们不是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里，相反，他们希望自己(家)照顾自己(家)。中国文化以世俗为中心，不否定自我。这与以神为中心，追求天国和来世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要理解此种差异，从中国人与财神交流的过程(一事一求)也是可以的，终归是文化的“自我”设计不一样的呈现。
(二)公庙私求的现象与私财公益的共生
中国特有的财神信仰还有另一个现象，即“建大家的庙，求自己的财”。如果说拜财神只是用贿赂(低投入)去换取较多的钱财(高产出)，那么继续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去推测，人们就该自己建私庙求财神让自己偷偷发财。事实上，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在当今，更为主流的现象是人们进财神庙求财神。财神庙是不能够独资自建自用的，它必须是公众参与、公共投入的。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设计。即使一所庙是特定人捐款所建，它也必须是公共的，不会排斥其他人来敬拜。虽然，庙是大家的庙，但是人们求财却只是求自己(家)的财，不会代他人求财，通常也不会为大家求财。普通的庙，不单单是财神庙，总是以我们至今并不理解的方式、机制在公共和私人之间进行各种转化、转换：私人的构成大家的，大家的衍生出私人的。我们在此从财神信仰看到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机制。
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重置了财神信仰的社会背景。现代社会晚近的普遍事实是私人收益的公共利益得到制度和道德的有力支持。相比于传统时代，私人收入普遍被高比例征税和公益捐献所分割，国家由此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私人发财已经不只是私财、私利及其后果的独享，而能与他人利益和公益在制度保障下共生。在比较成熟的现代社会，国民大都有慈善公益捐献的习惯或公德。一些人视之为公民的底线，一些人视之为人生成功的指标。中国近些年的社会发展也在多个方面显示自己正在成为这种财产的公私属性混合并存的状态。那么，我们继续沿着财神信仰的共与私的转化传统看待这个时代的财神崇拜，更可能对财神信仰有积极的看法。
改革开放的前期，政府放弃了很多对人民的福利性保障，人们转而寻求私财来保障自己与家人的生活、生命，他们不但希望保佑自己的私财，而且还要保佑自己的后代可以支配足够(其实永远不够)的财富，这实际导致很多人格与社会的问题。但是，近几年，国家又开始重视对人民的福利保障了，与此相关，个人追求财富的目的、体验和乐趣也都在发生变化，其中更多精神生活的成分。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私人财产和公共用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今天的私人财产的正当性及其公共用益的明确性正在得到普遍的认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私人财产与公共利益不是互相排挤的关系，而是互相增益的关系。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话语曾经赋予私人财富追求的正当性。不必有其他的条件，不必有其他的道德承诺，追求财富可以是正当的，因为当代社会用系统的法律、职业道德规定了获得劳动报酬、获得投资回报的规范和缴税的义务，规范了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正当性与财神信仰的文化形式复兴所经历的公开化、正当化是呼应的。民众用自己习惯的财神信仰语言表达对财富的心态，表达对财富的欲念，解决日常经验中追求财富的全过程所伴随的心理压力、精神焦虑和道德困惑。可见，财神信仰及其复兴在个人心理、集体意识和历史主题等多个层次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我们视之为一种深具社会内涵的文化形式，可以从中理解中国人的当代精神生活的变化过程和丰富内涵。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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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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