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构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前,刘守华致力于民间童话的研究,奠定了其故事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他把研究重心转到对民间故事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注重建立中国的民间故事学体系。1985年,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创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之约,撰写故事学教材《故事学纲要》,后又用三年时间修改充实完成了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故事学纲要》,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民间故事学的专门著作。他对国内外故事学进展作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概括,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民间故事学的整体框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1990年版《武汉年鉴》把这部著作作为武汉地区近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予以介绍。谭达先在《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2期上发表的长篇评论中,认为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质素和较广的容量,因此它也就成了当代中国故事学的第一本专著”,特别称道这本书“纲举目张,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论析”,“体系具有创造性、启迪性”。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刘守华开始了又一旨在完善中国故事学体系的重大课题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研究”。经过8年的苦心研究,67万字的学术巨著《中国民间故事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分别论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以及佛教、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故事的交融。他在上下几千年的时空背景上对浩繁的材料作微观的精细考察,对口头叙事文学的传承演变脉络作宏观梳理。在进行历史构建的研究中,引录故事尽可能取自最佳版本,并将它们与现今存活的口头叙述形态进行比较对照,采取纵横交织、古今贯通的框架来立论。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文本为线索作断代的纵向演绎,以佛、道文化对故事的渗透影响为专题作横向剖析,译解和评述力求切合它们作为口头叙事作品在一定民俗文化环境中的真实涵义,基本实现了对民间口头叙事传承本来风貌的复原。研究方法上,该著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将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常见的母题、类型研究法和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融合贯通,紧密联系故事构成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承者的文化心态,探求其实际的文化内涵及社会象征意义,注重发掘被形式所遮蔽的民族文化底蕴。
《中国民间故事史》一出版就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称赞“这一繁难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中国故事学会主席姜彬认为,“这是建国以来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也是一部不可多见的宏构巨著,在我所接触到的作品中,就材料收集富厚、观点的新颖精辟和篇幅的巨大,此书可称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一部可以与世界名著相媲美的自己的学术著作。”旅居澳洲的谭达先发表文章说:“《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一本颇具开拓性的中国民间故事学史的权威专著,体大思精,气魄宏伟,独创处多……它的出版,对于推动当前富有学术个性与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不愧是个十分重大的贡献”,“它对促进中国民间故事史科学的建立与发展,将作出重大的贡献。”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饭仓照平也在该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书评,认为它是相当于日本近年完成的《日本昔话与古典》一样的学术巨著。刘锡诚在《20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著作中评价这部书“是一项拓荒性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者多年来徜徉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野史(主要是历代笔记小说、道教经典《道藏》和佛教经典《大藏经》)以及近代记录下来的口头故事资料大海中,对其进行了基础性的梳理和钩沉,用心分析评述、建构体系,不仅为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建设铺设了一块新的基石,而且也是对旧中国文化史观的一个挑战”。刘守华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特色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成。此书2002年获教育部主办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书已于2016年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之中,正由暨南大学翻译学院译成英文将在美国出版。另由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着手翻译成日文拟在日本出版。
(五)探求“故事诗学”新境界
“诗学”原为文学理论术语,亚里士多德《诗学》被视为其源起,多为研究文学史的演进规律或某文类的研究方法。近期,刘守华又以“故事诗学探求”为题,致力于从民间文艺美学或诗学传统方面探求故事研究的新境界。
“故事诗学”的提出,既是将故事作为文类,也是对故事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行阐述。刘守华用长达三十年时间跟踪研究“求好运”故事,共搜集二百一十余篇异文,编著出版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这部书共收录以他的“求好运”故事研究论文为主的中外学者研究论文十四篇,辑选来自中国十八个民族及亚欧七国的八十余篇异文,是世界首部AT461型故事的研究成果与故事文本合集。刘守华认为“存活于中国各族民众口头心间的‘求好运’故事,作为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故事,在朴野单纯的叙说中,蕴含着富有象征性的丰厚文化意蕴,达到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将口述材料记录写定的那些单篇文本一篇一篇来读,所得印象也许平淡无奇,可是把它作为覆盖中国大地由各个兄弟民族众口传诵、有着几百篇异文和多种载体的叙事作品联结成为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来体味它的深厚文化意蕴,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就更为彰显,值得我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难能可贵的精美之作来看待了。”他还认为,“求好运”是一个汇合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丰富智慧和情感,又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的故事。中国“求好运”故事积极倡导助人为乐的中华传统美德,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人后己的精神。
民间童话、民间故事之所以世世代代为民众所喜爱,在于它将哲理和诗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现实生活基础上驰骋富有诗意的想象,丰富深厚的民间故事有着史诗般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刘守华认为,“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只是单纯就民间文艺学方法的开拓而言,首先,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而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致力于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凸显其优美动人的特质;其次,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多是在口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发育成熟的,作诗学探索,有助于发掘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用“故事诗学”眼光来解读民间故事,就是为了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回归中华精神文化家园。
李丽丹《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一文认为,《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作为中国首部集故事类型个案研究与历史文本一体的著作,此书既反映了国际故事学研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芬兰学派历史地理研究法为主的研究特点,又呈现了刘守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以比较研究为基础,多重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诗学研究范式。”“AT461型故事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历经‘个案·对话·整体·诗学’的多重建构,逐渐形成故事诗学的研究范式。”陈岗龙在《一篇讲述人类命运的故事能把世界连起来———简评刘守华教授〈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一文中也指出:“今天从文化交流和世界理解的视角看,刘守华先生的故事学研究,比较故事学也好,‘故事诗学’也罢,其实追寻的都是民间故事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传播传承过程中各国各民族通过故事的传承与变异体现出来的思想交流轨迹,故事的交流正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在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最终探求的实际上就是世界各民族相互之间的理解,而小小的民间故事正是这种具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奇功能的文化载体。刘守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不仅认真研究了西方AT461故事的主题与特征,研究了中国AT461故事的‘代人问事获好报’的特殊价值,更强调的是这个故事类型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人类主题,这才是世界各国和中国各民族都喜欢讲述AT461型故事的深层原因。”这种研究恰如刘锡诚所评:“(刘守华的)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不仅打破了对民间故事学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学研究,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构成演进,揭示各族民间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从而以自己独有而深入的学术成就推进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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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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