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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3日，“中日妖怪学研究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东岳庙召开。会议由中国民俗学会、清华大学历史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及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学园大学、大阪大学等，共计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中日妖怪学研究专题研讨会”是由中日两国知名研究机构共同打造的高层次合作研究盛会，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举办该类研讨会。本次会议旨在通过两国学者在妖怪学领域的深入交流，促进两国学界的相互学习，探讨和展望该学科的发展趋势。
一、妖怪学研究：概念、历史与意义
中日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妖怪文化。在中国，先秦时代《山海经》的问世开了志怪故事的先河，随后《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则进一步促进了志怪小说在民间的流布。而日本人不仅写作志怪小说，还创作出各种样式的妖怪绘卷，可以说两国文化各具特色，都具有研究妖怪学的良好土壤。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日本已涌现出井上圆了、柳田国男、小松和彦等知名学者，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刚开始提倡妖怪学的研究，但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为进一步明晰学科概念，小松和彦针对日本文化研究中妖怪的概念、妖怪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重要意义进行阐释。小松将妖怪理解为超越人类知识范畴的所有层面的超自然现象以及所有涉及神秘领域的存在与现象，认为妖怪不仅是解释当时人类无法理解现象的“便利工具”，更是人类想象力创造出的文化。小松认为，研究妖怪文化主要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妖怪研究涉及宗教、文学、美术、戏剧等多个文化领域，可对日本传统文化研究进行有机补充；第二，妖怪是构建日本文化论与日本人论的重要素材，通过该类研究课明确古代日本人的世界观、自然观、生活状态等，并以此为媒介展开比较文化论与人类论；第三，妖怪是日本独特的文化资源之一，其研究可对小说、电影、游戏等现代大众娱乐产业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介于中日两国发达的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古代东亚，人们描述“妖怪”等超自然现象通常会使用“怪异”等词汇。木场贵俊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日语中“怪异”一词在中古至近世的应用情况，阐释了十七世纪日本民众对于神灵、妖怪等怪异现象的认识。木场认为，从室町时代起“怪异”一词就从具有政治意义、彰显政权（朝廷）危机管理能力的“恠异”逐渐演变为与政权无关的、不同寻常现象的客观描述，而这种变化也寓于社会、文学、宗教的发展之中。木场贵俊进一步指出，在十七世纪的日本人看来，所谓“怪异”、“奇异”大致要满足三个条件，即罕有发生、与神佛体验无关，同时具有不吉利等负面属性，而应对“怪异”则要通过掌握克服怪异的祭祀仪礼知识、内在化怪异的合理性等“经验论性的怪异认识”来实现。
陈连山回溯了中日两国妖怪学研究史，对妖怪学的发展历程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说明。陈连山赞同小松和明关于妖怪起源于古人的“警戒心与不安”的观点，同时肯定了井上园了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立场，但并不支持柳田国男提出的妖怪源于神明信仰衰退的理论。就此，陈连山提出，妖怪的诞生来自于先民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浓厚的宗教认识，《山海经》的作者在这种局限和认识的支配下真正相信书中所记载的神灵怪异的存在。陈连山借用汪绂对《山海经》的研究立场来说明了自身对妖怪学研究立场的见解，即超越对妖怪真实性的考察，寻求怪物叙事中的道德和审美价值。此外，陈连山还提倡将妖怪学表述为志怪学，以此丰富学科内涵，改善学界的刻板印象。
二、妖怪作祟的空间：现世、异界与躯体
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不同于现世的“异界”同样也是神灵妖怪活动的重要空间。毕雪飞比较了中日两国文化中“异界”想象，并探讨了异界研究中存在的视角问题。毕雪飞指出，“异界”是人类认知中与人世不同的另一个境界，它不仅可以指代与人类世界相对应的超现实世界，同时可能是主体想象之中的、与主体所处的现实世界相距遥远的地理空间。“异界”研究中存在“人类”和“我”两个研究视角，关于后者的研究还未形成学术传统，毕雪飞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加强与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跨学科交流，积极关注“我”视角的异界研究。
在中国，泰山所代表的“阴曹地府”可以说是古人想象中最重要的“异界”之一。叶涛具体考察了中国古代泰山形象流变，指出先秦时期就有崇拜、祭祀泰山的传统，汉魏开始产生、流行泰山即灵魂归宿的观念，泰山治鬼说也在这个时期初具雏形，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后，佛教中“太山-地狱”说开始和泰山治鬼说发生混融，唐宋年间，佛教完成了将泰山纳入信仰系统的过程，泰山府君彻底成为了地狱的支配者和百姓心中恐怖的化身。
在古代东亚人眼中，天灾人祸常常和鬼怪作祟联系到一起，因而现实世界也是妖怪活跃的舞台。佐佐木运用人文地理学知识，结合古代地图具体考察了日本律令时期的神话世界观。佐佐木指出在古代日本人的想象中，现实世界被纵向分为天界、地上和地下三个空间，民众认为生活在地底的鬼怪可以通过各国的交通线入侵到地上的皇城，故为守护皇城会定期进行驱赶鬼怪的“道飨祭”。
妖怪不仅活跃于现实世界中，人体本身也可以成为作祟的容器。安井真奈美结合图像、实物资料，通过介绍18-20世纪发生在日本和欧洲有关身体的民间俗信，重点论述人类躯体和妖怪之间的关系。安井真奈美通过列举、比较18-20世纪发生在日本和匈牙利的产育习俗，指出包括婴儿在内的人类躯体是妖怪入侵的和活动的空间。其次，安井通过考察神社中的绘马及基督徒的祈愿奉纳品的相关情况，分析了人体器官被图形化、造型化的过程，并指出西洋医学知识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过程。
三、妖怪形象流变：从《山经》灵怪到土佐河童
中日两国妖怪种类繁多，它们的形象也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黄景春主要论述了佛教中的五通神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黄景春指出，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五通神从品行不端的外道神人逐渐转变为唐宋时期的好色爱财的五通仙、五通神，又在明清时期被升格为品德高尚的五路财神，该过程一方面体现了民间宗教受容中民众对宗教新奇故事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民间信仰世俗性、功利性态度，以及明清时期严苛儒家道德所发挥的作用。
刘宗迪通过分析《山经》中描述朕兆现象的文本，论述了朕兆现象与古代先民的世界观之间的关联。刘宗迪认为，《山经》中所记载的朕兆知识以及引发现象的动物并非杜撰和臆造，其中蕴含着先民在探索、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依据和科学道理。刘宗迪还进一步指出，后人之所以认为《山经》中所叙述的是现实中所不存在的妖怪，是因为朕兆知识在时代变迁中脱离了赖以生存的语境和现实依据，导致先民眼中正常的自然现象被后人视为灵异，而《山经》本身也成了孕育妖怪的土壤。
日本民俗学中同样存在着各类妖怪形象，其中河童一直备受日本学界关注。永原顺子通过对高知县前滨中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梳理了ENNKOU祭的祭祀准备、仪式流程和民众认知，提出ENNKOU祭起源于民众祈求远离溺水的实际生活需求，但随着大正时代后溺水事故的减少，该节日开始被视为欣赏花灯、加强区域共同体效应的夏日祭活动，ENNKOU也由水鬼逐渐转化为亲切的“河神”形象。
本次论坛是中国大陆地区所召开的第一次妖怪学专题研讨会。围绕妖怪学未来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中日两国学者对妖怪学的研究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探讨，达成了应秉持文本同时代目光进行研究的共识，并再一次肯定了进行妖怪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为今后中日两国学者再次进行深入合作和交流做了良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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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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