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嘉庆以前并非今天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经嘉庆及此后历次神明“标准化”的推动，才成为上述地区普遍流行的信仰。因此，将其作为土家地区自古遗留的共同文化论证土家族是一个民族并不合适。尽管如此，各土家地区仍然存在相似的三神信仰可证明土家族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而白帝天王只是这一共同特征的表现之一。
关键词：清代；白帝天王信仰；土家族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在土家族被识别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过程中，潘光旦先生著名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该文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据便是白帝天王信仰源自古代巴人信仰习俗，并成为后世湘、鄂、川、黔土家族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因此，从共同的文化特征上支持其为一个民族。①事实上，后来的学者对这一点已经提出了质疑。曹毅认为白帝天王并非土家族共有的信仰，湖北土家族聚居的清江流域就无此崇拜；即使在湘西地区也主要是苗族信奉，而土家族聚居的永顺、龙山等县在清中叶甚至连天王庙都没有。因此，他认为白帝天王信仰不是土家族信仰，而是苗族信仰。②然而，潘光旦先生的确有引用地方志来说明永顺、龙山等土家族地区有白帝天王庙及其信仰③，且依据地方志列出了一个该信仰在清代湘、鄂、川、黔土家族地区的分布表。④两者出现分歧，首先可以归结于对一条材料解读上存有差异。乾隆二十八年修毕的《永顺府志》记载：“白帝天王之神，不知何所从出，苗人尊奉之。乾、绥各处皆然。今永属四县，苗寨亦多，苗俗无异，然未闻有其庙者。盖此地原系土司之地，土势盛而苗势微也。”⑤潘光旦先生的解释是白帝天王乃土家族主神，而湘西一带苗族因后来被土家族土司管辖，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又因永顺府土家族人多，苗人小，经济上不如土家，无力在苗寨中建庙，只好利用附近土家族原有的天王庙。所以，他认为该句意为永顺府四县到处都有天王庙，只是苗寨中没有而已。为符合这一解释，他还特意将“然未闻有其庙者”一句注释成“然(苗寨中)未闻有其庙者”。曹毅的理解则完全从字面意义出发，认为白帝天王为苗人信奉，土家族并不崇拜。因为永顺府土家族人多势众，即便是境内有苗人分布，其所信仰的白帝天王也难以在土家地区立足。因此，这段文字恰恰说明永顺府土家族不信仰白帝天王。应该说曹毅的解释是有道理的。若潘氏所言正确，为何乾隆五十八年修毕的《永顺县志》提到土民信仰的诸多神灵，包括彭王、向王等等，但整本志书对白帝天王和天王庙却只字未提？由此可见，潘先生对前述材料有过度解读的嫌疑。然而，光绪《龙山县志》记载：“其祀白帝天王尤虔，有病赴庙祈佑，许以牲礼，愈则酬之。张雨盖大门外，供天王神位……以巫者祝而祭之。既招族姻，席地畅饮，乃散。乡邻忿争，或枉屈不得白，就誓神前立解。”(1)这又确确实实显示湘西永顺府龙山县等土家族地区在晚清时期有此信仰，前述潘光旦先生统计的信仰地域分布表也因此把永顺、龙山等算在其内。可见，前人的分歧不光有材料解读的差异，而且所用材料的成书时间也并非一致。那么，为何清中期以前的记载和晚清时期的记载互有出入？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白帝天王信仰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信仰？如果是，何时何以形成这样的局面？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需要对清代白帝天王信仰分布的地域及其演变情况进行深入的探究。
二、乾嘉苗民起义以前白帝天王信仰的地域分布情况
潘光旦先生虽将字面相近的白帝庙、白公庙等都算作白帝天王信仰，但事实上有明确记载的白帝天王及其庙宇的历史却并不久远。就笔者所见，最早记载白帝天王信仰的文献是明嘉靖年间的《湖广图经志书》：
鸦溪，在县西北镇溪千户所西一十五里，水自崇山发源，其流合武溪。鸦溪中有石穴者七，渊深莫测，名为龙井，溪之旁有鸦溪神庙。其神为白帝天王。每岁六月巳日起至巳日止，忌穿红、张伞、吹响器。山林溪涧，虽有禽兽行走并鱼跳跃，人不得名，亦不敢取。(2)
这条材料说明明代白帝天王信仰流行的范围在镇溪千户所及其周边。镇溪千户所建于明洪武年间，东与辰州府泸溪县相连，北与保靖、永顺两宣慰司(清代改为永顺府)相邻；南接竿子坪、五寨两长官司地(清代改为凤凰厅)，西为湖、贵苗族聚居区域，其范围相当于清代的乾州和永绥两厅，即今天湖南湘西州吉首、花垣两地。至万历年间修《辰州府志》时，该信仰又再次出现在志书中，但却带有明显的贬斥和不屑之意：
鸦溪，在县西二百六十里，水自崇山发源，其流合武溪，经邑东注与沅水合溪，有石穴者七，渊深莫测，名为龙井，其旁有庙，其神相传曰(白)帝天王，每岁不(六)月祀之……。加地曰：按三省大征后，伐树直过庙趾，又不见有日之利害，想神之灵显，亦自有数，渐就消失，不卜可知也。(3)
这一材料同样表明白帝天王信仰在明代的分布范围相当有限。直到清顺治年间，与镇溪千户所相邻的泸溪县才有了第一座天王庙。康熙《泸溪县志》对此事进行了记载：
鸦溪，邑西二百六十里，其水自崇山发源，所流合武溪，经县东注与沅水，溪旁有庙，其神相传为白帝天王，每岁六月祀之，以辰日起至巳日止，禁忌甚严，时有水陆诸物，皆不敢取，犯者灾不可言。岂地幽神灵，抑人心疑畏，遂因以戒之欤？此则理之不可解者。续因三省大兵经过后伐树过庙，不似昔日之严。复于本朝顺治十三年六月内，显灵于邑城内，遂立庙于城北，或神之由此(聚散)欤，未可知也。(4)
其建庙原因不详。但从时间上看，顺治十三年(1656)刚好是南明永历政权与清政权在湖南、云贵一带拉锯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顺治十三年：“十月，阿尔津奏：克复辰州，土司彭弘澍籍所属三州六司三百八十洞户口以降。”(5)而泸溪刚好是辰州府辖县。因此，建庙的原因很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
康熙五十二年，辰沅道周文元受命巡视乾、凤二厅，在由乾入凤途中的靖疆营发现有天王庙，据说是其拜亭，而大庙在鸦溪。(6)此庙建修时间不明，推测在明末就已经存在。据道光《凤凰厅志》记载：“乌引殿，厅东北四十里，群乌擁香炉于此，厅人因之建祠祀土神(《田氏传边录》)，即今靖江营三侯庙是也。”(7)《田氏传边录》是土司家族记载当地社会情况的资料，今已不传，但清人修地方志，多从其中补录明代材料。由此推测在明代就建有其庙。据以上分析，明中叶到康熙年间，白帝天王庙仅分布在明代镇溪千户所和泸溪县附近地区。
雍正年间，湘西地区改土归流，原明代镇溪千户所辖上六里苗民被招抚后，在其地设永绥厅管理。至乾隆年间，永绥厅共有三座天王庙：“永绥厅竹王庙，一名显灵庙。一在小西门外里许；一在城西四十里隆团，雍正十年里民建；一在城西五十三里。俗称白帝天王。详前泸溪下。”(8)其中，小西门外一座为总兵周一德在雍正年间招抚苗民后所建；隆团一座为民间在雍正时期建立；余一不详。而泸溪县继顺治十三年建庙后，至乾隆二十年修县志时，已经出现了更多的天王庙：
天王庙，在县治北，杨刘溪、上野茅岭、下欧溪、榔木溪、布条坪、龙形冲俱有之。在野茅岭者，自国朝顺治中建正殿三间，中列神像三，前厅三间，名百神堂。左右厢房、厨房。神肇自鸦溪，俗称白帝天王，极其崇信，凡祈祷辄应，威灵显赫，立致祸福。(9)
至乾隆三十年(1765)《辰州府志》修毕为止，有资料可考的白帝天王庙达15座，其分布地点如下表：
表1 乾隆年间白帝天王庙统计表
除此以外，笔者查阅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地区嘉庆以前各方志等资料并没有发现关于白帝天王信仰及其庙宇的记载。以上论述表明该信仰及其庙宇在嘉庆以前分布的范围仅局限在湘西部分地区，以乾州、凤凰、永绥、泸溪四厅县为中心，周边个别地区有少量庙宇分布。其地域分布状况可参考下图：
图1 乾隆时期白帝天王信仰地域分布图
由此，白帝天王在嘉庆以前并非湘、鄂、川、黔土家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信仰文化。然而，为何潘光旦先生会认为其是土家族共同的信仰和文化特征呢？问题出在何处？这便是以下本文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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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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