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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的角度，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深度的理论总结，比如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鲍曼（Richard Bauman）等学者通过对田野作业过程，尤其是歌手演述过程进行精细的解析，认为意义的生成和有效传递，不仅仅由言语行为及语词文本完成，演述过程中许多要素都参与了意义的制造。从这个角度去看口头艺术生产，它与书写文化、印刷文化的阅读过程和接受过程，具有极为不同的属性和特征。虽然口头诗学的萌孽，与古典学的困境和出路有复杂的多重关联。不过，关于口头传统的观念，在古典学领域也没有完全占据统领地位。按照纳吉的说法，关于荷马诗歌口头属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荷马史诗上。古典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则对口头传统相关理论的参考和借鉴就十分有限。纳吉还警告说，按照洛德的说法，对于没有书写技术的文化而言，“口头性”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这也提示我们，不能将口头诗学理论的体系化总结，进行无边际的泛化处理。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继续追踪域外口头诗学的发展。整体上讨论“认知诗学”的著作出版于2002年，且可以看作是文学与语言学跨界结合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认知诗学：导论》。关于心智、认知和言语行为等的讨论，与传统诗学的文本、情感、意识形态、想象等进行了统合的观察和思考。在这个新拓展的方向上，又出现了“认知口头诗学”学派，代表性人物有卡诺瓦斯（Cristóbal P.Cánovas）和安托维奇（MihailoAntović）等人。这两位学者晚近合作的论文《程式创造性：口头诗学与认知语法》较好地概括了这个学派的理论主张——在现代认知科学的背景上重新思考和讨论口头演述性（oral performativity）问题。他们努力将帕里—洛德学说及其“演述中的创编”这一理论命题与“以应用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的语法和语言习得相对接，通过嫁接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性思考，进而回答认知语言学的前沿问题。作者将这项研究成果要义概括为以下几点：（1）将帕里—洛德学说中的“程式”和“主题”与认知语法中的“框架”和“结构”联系起来；（2）口头创造力和语言习得对于口头诗学和认知语法而言都是惯用的表达法；（3）程式化创造力乃是基于习语模式的即兴再利用；（4）口头诗歌程式可以作为与概念框架相关的结构模式来进行研究；（5）程式习得、措辞创造、构形及多模态是最有希望的领域。为此，需要文论家、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携手建立“认知口头诗学”。对认知诗学和认知口头诗学的介绍，在国内只有零星介绍，尚未形成影响。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方向，其走势和影响，仍有待观察。
口头诗学在中国的提出和倡导，以朝戈金及其口传团队为主要发力者。从时间线索上看，应该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主要得益于民俗学“三大学派”及其代表性成果的陆续译介和本土化实践。朝戈金是其中较早从文艺学角度讨论口头诗学问题的学者；他和弗里合作完成的长篇专论文章，就口头诗学的“五个基本问题”在四大传统之间开展比较研究，当属在东西方口头诗学与比较诗学之间形成“视野融合”的一次尝试；他在密苏里大学的演讲中，对口头文本的“对象化”或“客体化”现象（objectification）作出了举要性总结和案例分析；而其主张“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讨论，则从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维度，大略讨论了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之间的差异，显示了建设口头诗学的理论自觉；2017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七期“IEL史诗学与口头传统讲习班”期间，他接着提出“全观口头诗学”的理念和研究路径。以上这些努力，都是沿着口头诗学方向展开的新论域，同时也需要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同道们一道继续探索。这也是本文以关键词方式回溯相关学术史的动因和动力所在。
口头诗学的学术方向和学科建设，离不开几个基本问题的厘清：第一，口头诗学的早期开创者们，分别具有文艺学、古典学、语文学、人类学、信息技术、文化哲学等背景，于是，该学术方向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二，口头诗学的发展，离不开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对口头性的认识，这是在与书面性相比照的维度上发展的；再一个是对占据支配地位的书面文学传统的大幅度超越。第三，口头诗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在认识论上，都追求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理解文学活动的取向，于是，其理论体系就更具有开放的特点。第四，只有在更为广阔的人文背景上理解口头诗学，才能够理解其文化的和学术的意义。最后，因为将人和人的言语行为、全官感知、认知心理及身体实践纳入考量，口头诗学由此便更具有人文的色彩和人性的温度。
（本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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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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