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口头诗学建设的呼唤，要到洛德的《作为口头诗人的荷马》一文才清晰起来。他格外强调了口头诗学与书面文学之诗学的不同。在该论文中，洛德说：“当然，现在荷马研究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去理解口头诗学，怎样去阅读口头传统诗歌。口头诗学与书面文学的诗学不同，这是因为其创作技巧不同的缘故。不应当将之视为一个平面。传统诗歌的所有要素都具有其纵深度，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探测它们那有时是隐含着的深奥之处，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意义。我们必须自觉地运用新的手段去探索主题和范型的多重形式，而且我们必须自觉地从其他口头诗歌传统中汲取经验。否则，‘口头’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而‘传统’的精义也就枯竭了。不仅如此，它们还会构造出一个炫惑的外壳，在其内里假借学问之道便可以继续去搬用书面文学的诗学。”
随后的一些年中，关于口头诗学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其间有若干见解对于口头诗学的建设作用甚大，例如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的文章《朝向口头诗学》。在该论文中，泰德洛克主要意图是说明做什么无益于口头诗学建设。从排除常见错误现象这个立足点出发，他开篇就指出：若是从阅读荷马起步，则我们无法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随后，他进一步说，假如我们从阅读由那些早期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记录下来的文本起步，也不能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在泰德洛克的阐释框架中，他也同时认为，假如我们从惯常所见的对书写文本作结构分析起步，也无法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无论这种文本是来自古代的抄写员还是当代的田野工作者。他警告说，假如我们试图将全景观的、多维度的活形态演述活动纳入某种新时的乃至是扩展了的结构主义的阐释框架中，我们也无法建立有意义的口头诗学。口头诗学从活形态口头传统起步，也从口头传统的参与性（participatory）起步。他根据自身的田野经验断言，假如没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几乎不可能听到故事。他最后说，口头诗学的发展，不是要看到书写文化的终结，他也无意用有声电影替代评注文本。一宗以演述为取向的翻译或誊写文本，就像戏剧的字幕，是邀请读者去演诵的。总之，他极为精要地总结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
在口头诗学的建设大军中，我们发现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学者们纷纷发展出一些相当精妙和论见。从演述人、文本、传播、接受、语境等不同环节，分别进行了饶有意味的拓展和深化。例如，与处理书写文本的技术规程不同，口头诗歌的所谓“重复率”是若干较早引起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从现象上讲，有人认为民间口头的文学具有“啰嗦”和“冗余”等特征，比如有些语词组合会反复出现。于是，“程式频密度”（formulaic density）就率先进入学者的视野中。通过对程式频密度的讨论，有人在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进而根据语词的复现率，确定一首无法知晓来源的文本，是属于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口头创作。一些学者对《熙德之歌》的程式频密度分析，成了学术史上的范例。在帕里的示范和影响下，对语词程式和程式句法的分析，在西欧和北美的研究界出现甚多。后来学界有些人认为“口头程式理论”在研究路数上偏向于形式主义，多少与该方向的大力拓展有关。
美国史诗学者弗里（John M.Foley）和芬兰民俗学家杭柯（Lauri Honko）等学者，相继对口头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依据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从创编、演述、接受三方面重新界定了史诗的文本类型，并细分为三类:
把握口头诗歌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穿越传统、文类，尤其是穿越诗歌的载体形式——介质。根据这一主张，弗里进而在其《怎样解读一首口头诗歌》一书中依据其传播“介质”的分类范畴，提出了解读口头诗歌的四种范型：
这种文本解析的维度和方法，对建立口头诗学意义极为深远。同时，一些学者在文本间关系的厘定上，也先后发展出了文本互涉关联的说法。古典学领域的杰出代表纳吉（Gregory Nagy），对荷马史诗文本化过程的推演，“交互指涉”（cross-reference）的总结，以及“创编—演述—流布”（composition-performance-diffusion）的三位一体命题等，都可视为古典学的当代重要发展。弗里作为口头传统在近半个世纪学科发展中的旗手，他关于“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提炼，关于“大词”（larger word）的总结，关于“传奇歌手”（legendry singer）的讨论，随后关于口头传统与英特网关系的巨著《口头传统与英特网：思维通道》,都在揭示出口头艺术不同于书面艺术的奥妙。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