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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是当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界知名的中年学者，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民族文学、文艺学理论、史诗学、口头传统研究等，且卓有建树，自成一家之言，在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乃至国际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最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在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上的贡献。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由书写范式转向口头范式过程中，朝戈金将口头诗学理论引介入国内，成功地将它运用到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上，创建史诗研究的新范例，助推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完成。朝戈金对口头诗学的引介、实践、反思与建构引领了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时至今日，这一理论依然在这些领域，乃至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和阐释力。
一、朝戈金的学术转向
朝戈金的治学方向、关注的领域以及相关学术成果在他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媒体访谈与报道、新闻报纸以及书评序跋等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从1985年至1998年，少数民族文学是朝戈金学术研究的重心，几乎所有的论文与专著都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话题。毋庸置疑，他在与关纪新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对“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的理论探索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生产和创新的学理性研究具有开拓作用，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健康的影响，至今时常为中国学人提及和引用。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等系列论文中阐述的观点和见解也被采纳和引用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相关词条的撰写，成为编撰这些词条的基础。
1999年，朝戈金的研究重心已经转向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而且这一重心持续到现在，乃至将来。其实，这并不奇怪，朝戈金青年时期便有过两次学术转向。本科时期，他钟爱外国文学，阅读了许多外国诗人和作家的文学作品，具备了一定的外国文学阅读积累，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学士论文《斯巴达克斯与欧洲历史小说》。硕士时期，朝戈金攻读丁正彬先生的研究生，转而研究现代文学，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老舍小说形式结构的分析》。1986年，朝戈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大量接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民间文学研究，学术旨趣又转向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1999年，朝戈金由文学转向口头传统与民俗学研究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是他的第三次学术转向。学术转向并不是抛弃以往的学术旨趣，而是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因此，朝戈金1999年之后在侧重对史诗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展开研究的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依然关注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对“中华多民族史观”、“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等诸多问题做了前瞻性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影响力持久，且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和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而且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开启。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2005年6月，《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出台。2011年6月，中国正式颁布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另一方面，学者、民众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力量也逐渐自觉地意识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且积极参与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朝戈金是较早自觉倡导抢救与保护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学者之一。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朝戈金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3年起，朝戈金开始在期刊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非遗”保护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同时，通过媒体访谈、报纸等许多传播介质，朝戈金一以贯之地倡导文化多样性，竭力推动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呼吁“非遗”保护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以及“非遗”保护的立法。
在1999年之后，朝戈金虽然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参与“非遗”保护，但是总体上还是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为主，而且治学和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与1999年以前的治学和研究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阅读与对比他在1999年前后时期撰写的相关论文便一目了然。当然，这种转向有着深层的缘由。换句话说，如果将他的这一次转向放在他的学术经历与当时的学术环境中考察，那么便不会将这次转向视为随机的，而能清楚地观察到支撑他这一次转向背后所蕴藏着的坚实厚重的学术积累与学术素养。
朝戈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小接受民间文学和诗学的熏陶，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好的幼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之后，受到刘魁立等诸多所里民间文学研究佼佼者的影响，朝戈金开始思考民间文学的一些学术问题。1988年，朝戈金正式接触民间文学研究。这始于他对国外神话理论的译介，随后是对国外史诗理论的译介，而在神话与史诗之间，他又更钟情于史诗，这或许与至今仍然吟唱在草原上空的蒙古英雄史诗演述传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对朝戈金而言，1989年是他第一次亲身经历民俗学田野作业与萌生做出第三次学术转向的第一个关捩点。这年深秋，他陪同德国突厥学家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到新疆对柯尔克孜史诗进行田野调查。这次田野作业使得他由对史诗和民间文学的兴趣爱好逐渐转向对它们的学术思考。同时，这次田野经历不仅让他对田野作业的规程、手段和方法以及田野中所遭遇的某些现实的困境与尴尬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通过直接接触口头诗学的翘楚卡尔·赖歇尔，朝戈金开始对口头诗学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在第二年，即1990年翻译了卡尔·赖歇尔的《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刊登在同年的《民族文学研究》第二期上。
1995年是促使朝戈金做出第三次学术转向的第二个关捩点。这年夏天，他参加芬兰民俗学暑期研修班，真正迈进了民俗学的大门。通过聆听劳里·杭柯、劳里·哈日维拉提、安娜-莉娜·斯卡拉、约翰·弗里、理查德·鲍曼等许多国际民俗学界名家的授课，以及参与他们的讨论，朝戈金开始对将史诗作为一般文学作品来研究产生的偏颇进行理论反思，有心纠正中国史诗学界长期以来那种对史诗进行一般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路数，对国际学术界先进的理论成就和方法格外注意，萌生了引进国际民俗学理论，特别是口头诗学来补正中国史诗学建设的念头。同年夏末，朝戈金远赴口头诗学的发祥地———哈佛求学，开始将口头诗学作为主攻方向进行研习，且与同在哈佛访学的尹虎彬“共谋”将口头诗学引介入国内，以拓展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学术视野。
哈佛访学结束的第二年，即1997年，朝戈金投入钟敬文先生门下继续深造。这次求学经历是促使朝戈金做出第三次学术转向的第三个关捩点。在北京师范大学，朝戈金系统地学习民俗学理论与方法，且以它充实和调整已有的知识框架，同时广泛参照国际民俗学与史诗学晚近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中国史诗学和民俗学界的书面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开始将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与口头诗学相关的国际民俗学理论的译介上，先后翻译了托马斯·杜波依斯的《民族志诗学》和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等。而最为有学术贡献的译作是《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美洲民俗学学刊》评价该著作是口头诗学领域中参考书的典范，是这一领域后续著述的指南。钟敬文先生称这一著作能够对中国民俗学界大有裨益，将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学术视野。2000年，朝戈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的撰写。这部著作是朝戈金在学术上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结果，标识着他的学术重心正式由书面文学转向口头传统与民俗学。同时，对希望跻身国际学术前列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乃至中国学术来说，他将国际史诗学和民俗学理论与本土口头传统结合的新尝试又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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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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