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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受苏联文艺学主潮——社会历史方法影响的汉学文艺学研究工作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在指出中国话本小说上述三大审美特点之外，还必然地归结到论述它的社会认识价值和批判意义。他写道：“在冯梦龙和凌蒙初的作品中现实的和风土人情的情节具有重要位置。带有这样情节的作品包含着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生活的丰富材料。类似于记录了那个时代社会现实与风俗的大型社会风情小说《金瓶梅》。”他说：“冯和凌的小说何止是鲜明，而且还可能更多方面地描写了社会最不同阶层的生活：官员阶层、商人、手工业者、僧侣、城市贫民、农民。城市小说在自己的总和中组成独特的它们作品时代的现实百科全书。”比如在小说《张员外义抚螟蛉子》中，“展示了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的风俗”；“在关于“书生”王氏商人兄弟的故事（《王氏子因风获盗》）里，我们看到了商人阶层的生活画面”；“在小说《红花场假鬼闹》里讲述了官员和地方富裕地主的行为。读者了解了管理机关——衙门的审案，了解了官员、书生的家庭制度。作家的笔下描绘了寺院的生活和习俗，描写了地方游乐场和欢场里的生活。”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我们没有多大夸张地说，根据现实与风俗人情体裁的作品，可以很好地想象出处于不同社会阶梯层面人们的社会与个人生活。”尽管这些小说为了吸引听众和读者，有人为构建“惊险性”和“传奇性”的成分，但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说到惊险性，它不妨碍广泛地展示风俗，甚至扩展描写它们的画面。”他说：“情节的直言不讳的惊险性是重要的艺术手法，人们借助它们‘了解’人类现实活动的各个方面，而道德教训的潜台词则促使读者对它做出相应的评价。”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话本小说作为民间大众文学所固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与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生动性和道德教训性都是不矛盾的，并且经常是相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中国话本小说里的民族学（этнография）知识“饱和到令人吃惊”。比如“在关于王氏兄弟的小说中详尽地谈论了商业企业。在《张员外义抚螟蛉子》里展示了封建家庭里与继承事件相联系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在《郑蕊珠鸣冤完旧案》里我们看到了婚礼仪式的画面，而在故事《陈秀才巧计赚原房》里是重利盘剥的行为。在许多小说里读者了解了寺院里的风尚，而在公案小说里，认识了法庭和官府的设施。”他说：“这些‘专业的’描写赋予叙述以特殊的民族学色调，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背景。”
对社会生活全面真实的反映，必然伴随着作者对其笔下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评价。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在这种联系中不能不说到许多作品、首先是风俗民情体裁作品严肃的社会意义。在这里作者专门特别注意个别的社会现象，给它们以自己的评价。”他指出：“典型的是，他们的评价经常不与社会‘正统的’观点相适应，这可以说是作者见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写道：“《神偷寄兴一枝梅》是关于机灵鬼和小偷的小说。可是骗子主人公无疑是为作者所喜欢的，他赞美他的智慧，他的高尚，尽管他的‘功绩’，从社会道德的观点来看是可疑的。”沃斯克列辛斯基引用小说结尾时所说“似这等人，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侠了。反比那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指出：“以同情的态度对待狡猾而又聪明的骗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倾向。”
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话本作者的社会倾向，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更清楚地显露在故事里，在那里描写了复杂的社会现象，谈论了社会的无秩序和恶习。”他写道：“在这里有时有为作者所特别听到的，被谴责、批评和敌意的语调所充满的社会呼声，有时叙述本身即带有讽刺和揭露的性质。”他指出：“作者不只是谴责个别人的缺点，还有社会群体的恶习。许多情节反映了那些社会阶层的代表如和尚的品行、官员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们是许多社会疾病的体现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在这里特别注意到话本小说对僧侣的揭露和批判，他写道：“僧侣生活（如同在西欧小说家那里一样），绝对是很普及的描写对象。僧侣在小说中角色是相当多样的，僧侣经常不仅只是戴有神圣的光环（诚然，不少小说充满了“宗教性”，反映了这个特点），也作为否定的人物——作者嘲笑和谴责的对象而出现。僧侣是各种阴谋、骗局，首先是通奸的参加者。”这里不仅有和尚，还有尼姑，她们“在性爱活动上不亚于淫荡的男性兄弟。”他写道：“作者们总是为它找到最为多彩的色调和不同的描写手段，开始于轻幽默，而以恶语冷嘲结束。”
沃斯克列辛斯基指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还有一些是官员世界和学者阶层的代表。如《红花场假鬼闹》中就展示了这样一个恶官员的肖像”。沃斯克列辛斯基写道，退职官员杨佥事“这个人是社会上层的代表（作者说，主人公甚至有高级学衔——进士）。他不单纯是贪污者和骗子，还是真正的掠夺者和恶棍。”“而接下来读者知道，这个学者、过去的法官还是杀人犯，他自己身边雇佣着狗腿子——十几个凶残的强盗。在杨的形象里集合了人们（同时还有作者）对最坏的政权代表所感受的恶感。”沃斯克列辛斯基结合文中大量的叙述人插话，如篇末所云：“奉劝世人，还是存些天理守些本分的好”，指出话本作者“类似的态度不是偶然的……在其中作者谴责了‘峨冠博带’的拥有者——官员们的贪婪、愚钝和残酷。啊！如果他们能够恭敬一些、谦逊一些，少一点贪婪和谋求私利（这里响着作者——讲故事人内心的声音），那么大地上的一切该是另一种样子了！”
沃斯克列辛斯基对中国16-17世纪话本小说的审美特征、认识价值和社会批判意义的概括和揭示，体现了苏联时期文艺学研究重社会历史批评的共同特色，与我国同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结论也基本相同。这在今天看来，虽然由于缺少新鲜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而多少显得有些陈旧，但放到彼时历史环境下，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在当时苏联的传播，并为持同样阅读期待视野的苏联读者所理解、喜爱和接受，还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发表于《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五集，2017年12月出版，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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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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