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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代的洪流往往左右着个人的选择和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给您恢复了名誉，学校任命您担任少语系副主任，您作为特邀专家到北京参加时隔12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经历了20年的雪雨风霜，工作和生活在此时开启了全新旅程，但您已经从一个年方弱冠的青春少年步入了不惑之年。这么多年的灰暗历程和大起大落的时代洗礼，对您产生了怎样的思想触动？
郝：前面是我的一些经历，与我后来的工作发展看起来没关系，其实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二阶段大干的思想基础，经过这些时代，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却显现出了社会生活的必然逻辑。不管你冤枉也好，不冤枉也罢，都给我平反了，但年龄过去了，14岁来到民院，已经临近50岁了。家庭的破亡已非某一人一家的不幸（父亲是在国民党监狱离世的，母亲是在“文革”中重症不治而故的，千方百计从内蒙古调回的未婚女友，也被迫他去），这只能看作是苦难中华民族苦斗历程中，难免的付出……
西北民院的复办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清华、北大、兰大、中央民大等等院校在“文革”中，都受到残酷冲击破坏，为什么没被撤销，而撤了西北民族学院？既已撤销，为什么又要复办？说明还是需要的。那么，我在民院充当什么角色才能有所贡献？苦思冥想再三，我初步认为，民族学院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成立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创，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灿烂的一页。通过对族群文化的认知和科学解读，从学术的视野上全新、完整揭示和建构国家各层次民族的文化关系，牢牢掌握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而填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中国高校体系中的“空白”。
我遇到两件事，一是参加北京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四人帮”粉碎后，全国最大的事就是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讲话。“文革”十年没开过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我很有幸被指名去参加。我重新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随之加入作家协会。二是学校调我回来参与到少语系重建工作中。除此之外，中国社科院某部门重建，还有其他高校改制，有意开展新课程教学。诱因在前，都有机遇备选，但我考虑再三，躬身自看，来不及了，纵有天大愿望，青春年华已逝。恢复初期的西北民族学院，百废待兴。有关方面负责人也曾接触我，表示经民意范围测试，拟建议我为提拔对象之一云。我很惊诧，精神很紧张，但也诚恳而断然表态不宜。我直言陈情：我个人及一家是沾着解放的光，才有了外出宁夏上大学的机会。解放的当时我就入了少先队、新青团，对解放军、老革命、学校，我是有感情的。至今“文革”等很多现象还不能理解，今后怎么干仍不明白，我可能还是穿新鞋走老路的一个。我只能爱读书，试着当一名教师……两次有可能调京的机会，我都婉拒了。我觉得还是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教学、科研工作上，我不能离开自己已熟悉的西北地区。几十年的荒疏，怎么弥补与别人水平的反差？现实点看，教师岗位最好。
十年动乱后推翻了所有冤假错案，立即是另一番天地。我有了多种异地就业的机遇，甚至首都。但“文革”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当年易于“自恋型”的激情，终于把持在冷静思考的底线上，我最终还是被“20年青春年华的代价”拉回到“尾巴夹紧”的“可控”站位上。我不以阿Q自况，却也自信确认有了一种时代智慧。唯当教师一生最宜己，犹如孙悟空拔了一根猴毛，吹上一口气，一个孙悟空就成了五个孙悟空，同一个时间有五个孙悟空和同一个时间有一个孙悟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赶快培养学生，通过学生的培养来体现我过去损失和错过的美好梦想。
王：三十余年的学科发展中，民俗学在西北民族学院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学特色和科研优势［5］，经历了从研究所到学院建制，从一门课程到民间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从一份田野调查报告到不断出版的学术专著，从单一民俗学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及民俗学四个学科整体呈现在一个学院的跨越。民俗学专业最早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继而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社会学专业被国家民委确定为重点学科；《西北民族研究》已然成为民族学与文化学研究领域卓然的品牌期刊；从民俗学走出的学子遍及祖国东西南北，有的已成长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骨干。为什么在当时要选择民俗学作为入手？从经验和启迪的角度出发，您如何来评价这一发展历程？
郝：我是西北民族大学教师，这是我最主要的身份。在民俗学界我是民俗学家，我最突出、最值得人们称我为民俗学家的是因为我第一个把民俗学放在高等院校的系科建构里面，我们挂这个牌子是第一家。一开始叫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紧接着就是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学院，民俗学放到了所，紧接着放到了系、学院，作为法定的高等院校一级机构，是第一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生，看似不堪回首，但也非只是个人命运不济。那时人整人的现象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应从时代、国家的层面来理解。碰到了那个时代，不慎栽了跟头，拨云见天，水落石出后，每一个人仍然要在祖国大地上积极对待今后的生命历程。我在民院，怎么办好民族院校？考虑什么问题？应该承担什么问题？考虑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民族学。民族学是啥？社会学是啥？人类学又是啥？这些学科有什么区别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为何？我开始系统认真地看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差异和前途以及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从民族类高等院校在新中国的产生和兴衰变化出发，结合西北地区多民族互动交往的历史与社会实践的现状、问题，我认为，我的青春年华和可以驾驭的能力，能好好干的就是这个，我要在学校搞这个试验点。在办学思路和专业规划上，我有了新的理念和设想，再不能光学蒙古语、藏语当个翻译，那是最基础的，而应开始建构理论体系。
为什么先从民俗学开始？为什么要把四个学科捆绑起来办？关于这个问题的解析，得从当时民俗学形势发展、学校教学环境和学科内部关系来谈。
西北民族学院复办伊始，学校领导以崭新的姿态开始新的征程。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1978年10月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大会——兰州会议，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给大会做了报告，他肯定了民间文学，特别是红色歌谣，在部队宣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加强民族团结的巨大政治意义。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接见了参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参会者除了全国高等院校的教师、研究人员之外，还有来自文联、文化局和出版社的众多专家。钟敬文、段宝林等学界知名专家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会议的直接成果非常明显，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会后立马开始组织编写，于1980年出版，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于1981年出版，会议酝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1979年西南民族学院召开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成立。
兰州会议的召开，吹响了十年动乱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第一声号角。钟敬文曾说：“兰州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是在我国迎来民俗学事业发展黄金期的结果中被不断认识的，各高校民俗学教育事业的恢复为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形成了关于中国民俗学的十大问题，并为民俗学教学改革、学科功能定位奠定了认知基础［6］。2000年，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从学术史着眼，以笔名陈真发表《兰州会议的重要意义——新时期民间文学工作回顾之一》一文，对兰州会议进行记述，认为兰州会议是新时期民间文学大发展的光辉起点，提高了人们对民间文学的认识，起了很好的思想动员作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队伍的组建，为民间文学工作新高潮的到来，作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7］。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全国范围燎原的形势、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以及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的学术积淀，为我校民俗学专业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支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民俗学学科建设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从策略上讲，民俗学最贴近生活，每天都接触，各族群最容易理解。（民院各族师生第一要务搞好团结，互相尊重，方能谈教学其他。对各民族生活方式一窍不通，就易互相误解。）先从民俗学办，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能少一点争论，多一点行动，避开内耗，节约时间。一开始要恢复学科，马上就有人以“文革”时极左口吻质问民族学是干什么的，什么叫人类学，怎么区别，妄图以无休止的辩论、争论搅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也有人习惯用“文革”前的思维方式，不顾民族地区的新变化，主张沿袭以前老路办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时不待人，必须先干起来，而且几门学科要同时进行，最大限度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以节省成本。学科的区别在于不同的视野，大一点是人类学，整个人类的问题，小一点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再小一点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社区的问题。加之生活本身已经给我们补充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前期实践经验。我放弃了少语系，成立了西北民族研究所，接着成立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和系，第一个系所合一是在这里，紧接着就把四个学科捆绑起来一起办。
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填补了西北地区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族学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不久，在费孝通的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我们与北大合作在兰州举办了第六届高研班。费先生煞费苦心的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族学院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大西北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作了主题讲演，充分肯定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及民俗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意义。
民俗学一开始以后，藏族的歌舞，蒙古族的服饰，维吾尔族的馕、抓饭和民间音乐等等，我们这里都可做下去。随着研究横向、纵向的发展，深层次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问题开始进入关注范围。牧区社会怎么发展？农业怎么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社会层面来观察人和事，就是社会学。我们的教学必须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聚焦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不就是党一贯教导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张吗？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根据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族志、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并聘请费老的高足、著名民族学家谷苞先生为田野课程的主讲。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我们打通了学科之间的交叉，冲破了以往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文学类讲座课（选修课）的传统惯例，以每位本科来自各专业的研究生新生入学必经“始业课”的专业启蒙，作为开始研究生教学前的“补课”（为以后跨学科研究奠定认知基础）；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才智，强调导师要根据研究生个人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或行业），确定其研究的具体方向。我们的田野调查点除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研究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内蒙古、西藏、四川和华中乃至华东，甚至东北各地以及海外。田野调查方法在这几门学科中是相通的，扎实规范的田野调查训练让学生在硕士阶段就具备了独立从事调查研究的能力，这为学生以后的继续深造或从事专业工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多学科理论方法渗透教学方式，让学生知识贮备具备了多学科优势，为职业选择和后期发展方向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0年硕士点批办，1991年开始招生。学生的选题非常丰富，当时都是突破性的，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成书于1999年的《丝路走廊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是我们的第一批研究生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费老为他们五个民族的学者参与完成的拙作专门题签［8］。至2018年6月，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两个研究方向共招收了15个民族的硕士研究生175人。在毕业者中近三分之二的人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博士后进站，有的已成长为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开始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博士生，至2018年，已有18人获博士学位［9］。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是学科领域里的高等院校教师，比如新疆大学的周亚成，在新疆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特别是哈萨克族的研究上，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力；社会学的马忠才，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中国当时水平最高的统计学课程；人类学的满珂，在香港中文大学专门攻读人类学的社会性别研究。有的直接读了民俗学，像现在烟台大学的刘汉杰等。南开大学的袁同凯，广西民族大学的周建新（现在云南大学），都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在社科院系统中，像甘肃省社科院的马东平，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花儿”研究的戚晓萍等一批佼佼者已成长为科研系统的新生代力量。此外，还培养了一批刊物编辑。《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编辑部副编审蔡秀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副主编杨德亮都是我的硕士。闽南师范大学的钟建华，畲族，在这里读的硕士，后来读了博士学位。他们学校有个刊物叫《闽台文化研究》，是大陆、港澳和台湾地区交流的一个刊物，他是编辑部主任。再不一一列举了。纵观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我们看到，民俗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不仅仅给予他们一份职业，更令人振奋的是，很多学生都成长为相关学科领域的人才，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一集中现象是学校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
说到刊物，就不得不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创刊，当时还是民研所，现在已经出了98期。在刊物的每一期封面上，赫然写着“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多少年没有变过。刊物的条件极其不足，从主编到编辑基本上都是兼职。即便如此，我们紧紧依靠业内同行，追求学术质量，关注一线民族研究实际工作者的创新佳作，获得了学界广泛认同，被评为CSSCI来源刊物，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民族学与文化学类核心期刊。围绕着这个刊物算是培养了一批学者。
总的来讲，从民俗学开始是对的，往后的发展事实证明了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虽然不是轰轰烈烈，也算是踏踏实实做事。老一代代表人物费孝通、马学良、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国家民委直属院校和地方民族类院校也陆续改建或者组建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教学机构模式。内蒙古师范大学也是完全参考我们的模式，办得很成功。在中国民俗学会下面还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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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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