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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俗学的问题、比较民俗学的问题
福田：很难回答的问题啊，但基本上，就是说日本的学院派民俗学从以前开始承继而来的是一国民俗学这个框架。这是一个难以撼动的前提，而有关于此几乎没有进行反省和探讨，就以一国民俗学这样的程度被继承下来。的确，就像刚才您说过的那样，进行概述的时候，会说到柳田国男在一国民俗学之前先构想了世界民俗学，对此确实在《民间传承论》等著作中写到过的。但是，关于世界民俗学的内容完全没有什么记述。总之，是以一国民俗学的形式达成完结并承继下来。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吧！把它作为学院派民俗学赋予地位的过程中，其结果，我认为就形成了与日本史、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之类相并列的民俗学的定位。研究者本身对此也几乎没有引起疑问而展开研究，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并且，接下来就是比较民俗学的登场。比较民俗学，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国民俗学中的比较民俗学。也就是说，作为一国民俗学的日本民俗学，可以说是日本的民俗吧，就算我不解释，在现场也有很多持比较民俗学立场的研究者，所谓比较民俗学，就是为了搞清楚日本的民俗，或者是究明其特质之类，和日本以外的民俗进行比较。对此，“要知道日本的特质，难道不与外国进行比较就不明白吗？”大多持有这样非常朴素的说法。我想即便今天也有很多人会这样说。而结果是，为了搞清楚日本的文化或者日本的民俗的特质之类，到韩国去，到中国去。总之，形成了对东亚的各种事象与日本的共通性或者相异性进行比较研究的状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几乎不考虑对方的地域、对方的文化。直接说的话，那些提倡比较民俗学的人们是为了搞清楚日本的事情而去韩国、去中国，或是了解韩国的事情，或是了解中国的事情，虽然能够成为一个见闻广博之人，而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立足于就中国或韩国的民俗进行主体性探究的立场。对海外的民俗进行调查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我并不会说这就是比较民俗学，但大概提倡比较民俗学的人会这样解说吧。虽然我说的话比较尖锐。到最后，我认为进行比较民俗学的人，并没有走上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民俗学，可以说所谓普遍性的，能够跨越日本的民俗学道路。因此，虽然我不像菅先生那么多说到国际性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民俗学也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民俗学乃至与民俗学相当的学问的其中之一这个问题。派遣或者邀请代表团是否具有意义另当别论，至少在学术上特别是方法方面，必须经常参照世界的研究，相反，非要说的话，我认为我们必须提供在日本发展起来的具有特色的方法和理论，以便在海外求得观照。并且，我认为在世界规模内对民俗学理论进行推敲是很重要的。
“日本民俗学会”这个名称一直是汉字并列的，很多人的理解可能是“日本民俗学”的学会。这和刚开始提到过的一些事情相关，就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批评柳田，作为学会必须进行反击时的问题①。我当时因为处于回应的立场表达了我的意见，简言之，所谓日本民俗学会是“日本的民俗学”的学会。日本民俗学，并不就是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民俗学，而是在日本的、不仅仅只是对日本，还有对世界或者世界各地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在此集结，这才是日本民俗学会。我曾经说过在日本民俗学会之中，不仅仅只是日本，还有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欧洲，进行这些地方的民俗学或者民俗研究的人应该参加进来、集结在一起，但是这样的状态相当难以达成。不时有进行欧洲民俗研究的人成为会员，但是没有持续下去，还是因为在会刊上全然没有这样的论文发表。在日本民俗学会作欧洲的民俗研究报告、或者有关于此展开的研讨，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进行欧洲民俗研究的人有很多是英文系或者是法文系的，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很难成为日本民俗学会会员的事情。
渐渐地话有点多余了，那么就在此中断，下面还需要回答什么问题呢？
去除一国民俗学
菅：在21世纪化过程中，不把历史形成单位固定于民族、国家的福田先生的这个民俗学是怎样的学问呢？研究对象、历史形成单位将会超越民族、国家。现在即使在历史学等学科中，伊斯兰史、东洋史，这样的表述本身已经不行了，出现了类似只有“世界史”那样的主张，掀起了一番议论，不过，闭锁于地方史那种状态，正是日本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在世界史里面对日本史进行定位那样，把它当成这样的东西去思考，把民俗当作动态去把握。
福田：辞典性的说明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话在现实中是形不成研究的。
菅：大概是不会那么简单的。就至今的日本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来说，这是很困难的。
福田：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去除一国民俗学的事情。虽然一国民俗学认为历史的形成展开过程完结于日本列岛内,但我们不以之为前提。那就是说，虽然一直在用重出作证法、周圈论之类，但是我们要去除它。去除一国民俗学，就是宣告像这样的方法已经不能再采用了。可是，到那个时候，假如以诸位熟悉的部分来说，对于东亚的民俗的形态是如何考虑其历史形成过程的？或者，更为广阔而言，亚洲整体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关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不是必须进行探讨吗?
菅：可是，作为其中一个方法，虽然福田先生和我都是否定的，比较民俗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吧。其结果，那些做国内比较的人，不是去国外进行比较了吗？
福田：也不是，比较民俗学的情况，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意义是全然不同的。这样的事情，我来回答不知道是否合适。总之，国内的比较，归根结底是揭示比较的结果，也就是其变迁过程。这就是正统的重出立证法的研究成果。而对此，比较民俗学的比较不是那样的。在那里，是不谈变迁的。就是说，为了获得认为是日本民俗的特征、特质或者看起来像日本的这些东西，与东亚各地进行比较。因此，我认为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菅：如果追求变迁过程就是可能的吗？比如说稻作的变迁过程，在日本国内具有变迁过程吧，对此进行追溯虽然可能,如真以这样的形式研究的话，或是可以追逐变迁过程，但是，不就成为“这样的事情，那才不是民俗学。只不过是三千年前的故事罢了”吗？
福田：不不，不是那样的，我想现在您所说的倒是和去除一国民俗学的民族啦国家的事情相关联起来了呢。虽然不知道如何将稻作从现在的民俗中进行历史的组织，至少以稻作这个问题来说，当然，包括中国或者超越东亚的东南亚，以现在的民俗组织历史的展开是可能的吧!
菅：以福田先生的想法来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去中国是否要把日本的事情扔掉呢？简言之，比较民俗学是为了理解日本而去中国的。
福田：一直以来的说法是这样的。
菅：我也与福田先生一起到中国去,但对福田先生来说去中国的时候，是为了了解什么而去中国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吗？
福田：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民俗。为什么只有民俗学如果不进行比较就不行吗？就是说，我从本科生的时候开始就对地理学非常喜欢并一直持续下来，地理学的研究者研究日本的同时也研究欧洲，或者研究俄罗斯的什么事情。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有疑问的，如“那个人在研究日本和俄罗斯哟”这样的事情。与此相同，民俗学的人不是也可以在民俗学这个世界里，在研究日本的同时也研究中国吗？或者不是也可以研究欧洲吗？一有这样的做法就马上成为进行比较的话题，反过来说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这就是我的立场。因此，当然，抱有以日本民俗学进行研究而生成的独特的方法和想法这样的一种感觉，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会产生与中国人的研究不同的形态和特质，其答案也可能是很别致的呢。虽然没有进行比较的必要，但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去中国展开研究仍然是具有价值的。
菅：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田野在哪里都是可以的。并没有另外的意义。
福田：是哪里都可以的。因此，以比较民俗学来说，就要限定于韩国和中国。
菅：问题就在这里。到目前为止比较民俗学的大部分，从最初开始立足于以拥有文化的亲缘关系为前提，对这个亲缘关系毫无批评的情况下，在认定的周边各国展开研究。在至今为止的比较民俗学的研究中，对非洲和日本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一个也没有看到，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只是，那时候走向亚洲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对于福田先生来说难道没有走向亚洲这样的感觉吗？当然，虽然已经是走向了亚洲，但是并没有抱有走向亚洲的目的，是吗？
福田：虽然说到目的难以回答，但去了啊，确实。
菅：确实是到其他亚洲国家去了。
福田：通过走出去这样的事情，至少，带着我们所掌握的与中国和韩国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感觉展开调查、进行研究，并从中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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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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