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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民俗学的国际性的问题
  作者: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译者:陈志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1-29 | 点击数:3761
 

  跨文化理解的困难性

  菅:武井先生的提问是:您在中国成就了什么?还有,知道了什么不能研究的?您在将来还能研究出来什么?请教这些问题。

  福田:很难回答啊!真的是,这样说来,一下被问起成就了什么的话,就像您指出的那样,介绍我有关中国的20年以来的经历了,虽然有20年的经历,但几乎没有写过这方面论文。可能有一篇吧,就是这样的状态。总之,是写不出来。同样的情况,这个稍稍具有导致误解的危险性,我在冲绳也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调查。但是,冲绳的论文也只有一篇,只是年轻的时候写的一篇,这以后同样是写不出来。虽然现在带学生去调查会虚张声势地进行解说,但以研究形式的论文还是写不出来。和这是一样的,马大哈的我写不出来。如此慎重的原因,虽然与人类学说同样的话不好,但是,我的确抱有跨文化理解非常困难的感觉。就是不能稀里糊涂地写出来。

  菅:福田先生这样的感觉,就我来说很能理解。对于日本能写对于中国不能写这样的自制力。是跨文化之类的问题,虽然这些一直频繁地被作为问题提出来,不过,应该有就连日本国内的事情也没法写的状况。如果以写文化的问题来说,在哪里都应该会发生没法写的状况。也就是,将某个文化视作自文化的文化承担者的他者性。这样考虑的话,为什么福田先生对于中国写不出来呢?我比福田先生更加马大哈,但写出来了啊。

  福田:所以,即使关于日本的,我进行过田野调查的能写出来的也仅仅是一点点,菅先生因为效率高,大体上只要调查就肯定会写论文(笑)。

  菅:没有这样的事情(笑)。福田先生写不出来的原点,是否在于必须更进一步地对文化进行理解呢。只是,另一方面从某种理论上来说,持续了20年的调查却不写出来,这在理论上还是有点问题吧(笑)?

  福田:不是很好吗?

  菅:今后当然要写的吧?

  福田:不不,虽然我不会写出来,因为一起去调查的人大家都成长为优秀的研究者,写了很多论文出了很多书,就此感到满足如何?

  菅:武井先生,这一点怎么样?因为是武井先生的问题。

  武井:这个问题是纯粹想听听福田先生做了什么事情,这首先是问题的宗旨之一。本来是想听听为什么要选择中国这方面的话题,不过好像并不是积极地去选择中国的,如果对此有什么原委的话很想听一听,不知如何?

  另外,近期科研项目的题目变成了“政策”吧①。至今终于到达这一点的理由,是经过积累好不容易到达的呢?还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这样的时代才想出来的题目?这些事情也想请教一下,拜托了!

  福田:关于第二点,我想这个科研项目事务局长的菅先生会回答您的吧!

  菅:对不起,是我把“政策”加进福田先生的科研项目里的。

  福田:关于第一点,最后,就要说些无趣话了。要说起为什么去中国,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情了,的确在那个时候,民俗学的人完全没有人去中国的。另外还有一个前提是,科研项目的调查当时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源自科研项目的调查没有办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很偶然的,有一个研究贵州省民间表演艺术和庙会的团体,是一些非常投入地进行中国研究的人,在他们说去中国的时候,要问为什么的话就有点难为情了,因为我很想看看中国的村落,就乘机把想参加的意思说出口了。这样一来,说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们也不太对,让我举出名字来也是可以的。团里的人说“这次贵州省的调查需要一个团长,想拜托坪井先生担任团长。”坪井先生是过去的人了,我想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叫坪井洋文,已经去世了,现在可能都忘记了,但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要求“想让坪井先生当团长,您能否帮忙交涉一下”,我就请了坪井先生一起去。可以说是运气好得不得了吧,贵州省各级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叫民间文艺协会,受到他们的高层领导或者民族学院院长的关照,由此渐渐地加深了人际关系。而后,又进一步从贵州省移动到浙江省,在浙江省进行了20年的调查。所以,并没有把中国全部走遍展开调查的想法,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因缘,在贵州省调查了好几个地方,之后的浙江省也是那样的,总之,并不是要展开比较、调查中国整体,说到底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在那个地方进行调查,想在某个地方展开研究,这样持续下来。因此,完全没有扩展开来。如果说我在研究中国,几乎没人知道吧。还有,在这背景中有一个理由,当时,我工作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是代表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机构,负有应该代表日本与海外展开学术交流这样的使命感。这是坪井洋文先生和我共同的考虑。

  不太切题吧,对不起!

  菅:说福田先生的科研项目改变成了政策论,确实如此,一个原因在于这是获得项目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到达这政策论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纠葛。因为福田先生首先是想描写民俗志的,我在一起参与,考虑到仅仅是民俗志已经不可能申请到科研项目了。但是,不只是出于这样消极的理由,我自己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积累民俗志的意义,我对这个意义已经不太有感觉了,虽说是民俗志其实与民族志有一点不同,这在之后课题5的福田先生的调查论中将出现。有关于此,福田先生和我的想法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我们有意见上的分歧,但福田先生进行了妥协。

  但这实际上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要说这次为什么要提起福田先生和中国民俗学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福田先生的回忆录,是因为对于中国民俗学界,福田先生可以说带去了诸多影响。调查方法,譬如《民俗调查手册》中出现的调查项目那样的内容,在此影响下,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铁梁先生类似的手册①在中国出版。还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手册②也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出版。其中可推测很多来自于福田先生的影响,可以说随着中国独自的田野调查的生成运动,出现了一个提高田野调查价值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国内,田野调查已经没有必要“告别田野”③这样的见解也已经出现,是今天应邀前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施爱东先生的见解。我以为这样的影响与其说来自福田先生的意图,不如说在交流的过程中自然地对中国的民俗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今后,说不定在中国也有可能提出“超越福田亚细男”了。福田先生在与中国民俗学交往的20年间,毫无疑问留下了伟大的业绩,今后,也包含中国在内,“福田先生”自身有可能被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我才想介绍福田先生和中国民俗学的关系。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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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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