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ajio)，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柳田国男記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菅丰（菅豊、suga,yutaka），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塚原伸治（塚原伸治、tsukahara,shinji），茨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译者简介]陈志勤，哲学博士（Ph.D.），上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课题4》部分。
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派的进展中丧失了国际性，或者说存在着偏向于亚洲的问题。20世纪民俗学为什么会变成如此内向型呢？还有，现在以世界规模的“民俗学（以及与此相当的学术领域）”的交流已经开始，但其中，日本的20世纪民俗学孤立感却加深了。而另一方面，福田先生在这20年以来，通过在中国进行的调查研究等，丰富了与中国的国际交流经验。
并且，福田先生提出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过程中，构想超越一国民俗学、不把历史形成单位固定于民族、国家的民俗学的必要性。这虽然和民俗学的国际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后，日本的民俗学究竟应该怎样与世界的民俗学相关联？更进一步地，“向地域深入，向世界扩展”的新的民俗学的具体样貌究竟是什么？
一、通常，学院化的过程，应该使之走向共享国际性的学问和知识,但为什么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化的过程中不具备国际性？
二、20世纪民俗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偏向亚洲(内向)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试图以比较民俗学这一原始方法幼稚地向海外拓展？
三、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过程中，超越一国民俗学、不把历史形成单位固定于民族、国家的民俗学具有怎样的具体方法？与比较民俗学有什么异同？
四、“向地域深入，向世界扩展”的新的民俗学的具体样貌是什么？
五、对于福田先生来说，抱有怎样的意图致力于中国研究？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民俗学的国际性
菅：渐渐地我有点不太明白了，是否可以超越福田亚细男？或者大家都被福田亚细男所感染。到最后，我虽然开始感受到了不能超越的危机感，但接下来，我想进行反击。
然而，现在各位听了前面的内容，我想在以上三个课题的讨论过程中，得到大家理解的是福田先生的“难以拭去的历史主义”。就是这一点，无论怎样考虑福田先生都是不会让步的。所以，我感觉与其说超越20世纪民俗学不如说要成为超越福田亚细男这个主题了。而由此来说，如何思考克服历史主义这一点，依然成为21世纪的民俗学的一个大课题。是否打算克服？或是怎样考虑的？对其中的制约性以及可能性又如何看待？我想就是这些问题。
接下来就进入课题4的讨论。课题4设定了“民俗学的国际性”这个问题。
20世纪民俗学在学院派的进展中丧失了国际性，或者说存在着偏向于亚洲的问题。如果概观学院派领域，呈现出非常奇怪的状况。一般来说，一门学科在学院化过程中也将引发国际化，呈现向海外扩展并与海外携手合作的模式。文化人类学在以前称为民族学的时候、称为ethnology的时候，虽然在国内的言论流通强大，但现在也正在向世界扩展。当然，不用说田野调查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也是如此。在社会学中，存在着“日本”社会学这个与民俗学相似的部分，虽然此类性质至今仍然残留着，但现在也已经向世界扩展。总之，所谓学院化，具有国际性是作为一个条件包含其中的。
然而，民俗学却未能如此。20世纪民俗学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内向型呢？即便在学院化的进程中，为什么未能如此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与其他领域进行学际间比较的话，会呈现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状况。还有，现在，也必须考虑到在世界规模中与民俗学相当的一些学术领域。当然，民俗学是在各自的国度被地域性的背景、国家性的背景所决定，带着各自“国家”的文化背景而得以成立的学问。所以，即使对世界的民俗学进行比较也不是全部相同的。比如说日本民俗学，就像福田先生所说的那样，美国起源啦英国起源啦，并没有和这样的系谱相关联。美国民俗学是在美国独自发展起来的，就是所谓的“土著知识运动”。我在最初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东西即为民俗学了。
但是，这样的知识运动虽然在各自的国家兴起，与民俗学相当的学术领域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性的交流。而其中，日本20世纪民俗学的孤立感正在不断加深。日本民俗学会最近正在准备的德国民俗学者阿尔布雷克特·莱曼（Albrecht Lehmann）氏的讲演①等努力，我想就是在这样情形之下举行的。
另一方面，福田先生在这20年来，在中国展开调查研究等，不断加深和中国的国际性交流。不仅仅是调查，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非常频繁丰富。并且，福田先生提出在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过程中，构想超越一国民俗学、不把历史形成单位固定于民族、国家的民俗学的必要性。这虽然和民俗学的国际性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后，日本的民俗学应该怎样与世界的民俗学相关联？进一步地，“向地域深入，向世界扩展”——这已经是福田先生的口号了，这样的新的民俗学究竟将成为怎样的样貌呢？我想关于这一点请福田先生讲一讲。
请容我介绍一下背景。简单地说，从很早以前就有传言，一般来说，柳田国男被认为是讨厌外国的。但实际上，他从海外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他曾说：“……只是我等讨厌所不能忍受的是，把转手倒卖和翻译，换个国家的语言将外国人已经说过的事情照搬过来，想要说‘诺，这就是学问’的人显露头角的事情”②，对于海外的研究业绩的搬移持消极态度。可是，虽然这样说，柳田对于海外的事情是正规学习过的。总之，这段话也被传为是单纯地对转手倒卖海外民俗学进行规诫，但在民俗学的叙事的世界里，似乎流传着“禁止弟子利用外国著作”这样的民俗学。
但另一方面，在民俗学的第一代人中，有像冈正雄、关敬吾、堀一郎等通过留学对海外的研究进行正规学习的人。要说把这些人简单地作为民俗学者进行定位还略微有些复杂。关敬吾在中途被所谓的历史民俗学派排除，有后来认同民族学的历史。堀一郎是柳田的女婿,基本上是宗教学，冈正雄众所周知是民族学。走向了ethnology，跑到那里去了。
1975年举行了纪念柳田国男诞辰的国际研讨会①，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唯一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但这不是以日本民俗学会为主体举行的会议。虽然是与另外的“柳田国男生诞百年纪念会”共同举办的，但和日本民俗学相关的日本最大的国际研讨会在1975年举办之后，在日本民俗学中大规模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就没有了。这从学院派民俗学的立场而言是颇为异常的状况。
譬如，以日本民俗学会的谈话会为例，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曾经拥有积极地讨论海外研究方法论的时代。不仅限于亚洲，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被介绍进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渐渐地这样的关心越来越稀薄。并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对象就逐渐偏向于亚洲了。对于欧美民俗学之类的变得全然不感兴趣。总之，随着学院化的进展，一般来说应该把关心转向欧美的学术，但在日本却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通常，就学院派世界的言论来说，虽然很悲哀，但它是以欧美中心而构建起来的。亚洲什么的，只是世界学术的一个角落。我们在做的日本民俗学之类的，在欧美谁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不但排除欧美的民俗学，而另一面又只偏向于亚洲，这样奇妙的状况产生于日本民俗学的学院派世界中。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