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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海外的民俗学
菅：反过来看海外的民俗学，其状况是很不相同的。如美国的民俗学，民俗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比如在美国，本来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思想和历史主义的思想非常强大的时代。然而，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了folklore的概念，folk这个概念变化了①。其结果，是摆脱了历史主义，或者说摆脱了传统的社区，完成了将研究对象转向城市和多样性的集团。而且，学科的名称从folklore变为folkloristics——虽然实际上这并没有达成，甚至于兴起了名称变更的运动。这样的变革结果，美国的民俗学消灭了都市和农村的这个空间性界线，也就是所谓的都市和农村的区分，从农民的庙会(译注：原文为祭(まつ)り)到路上的表演都能够一同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且，摆脱历史这个本质主义的障碍成为了可能。也消灭了所谓的时间这个界线，就是过去和现在这样的大区分，现在，虽然我认为我们眼前存在的文化、现代民俗——可以称之为living folklore，或许，把从今以后发生的文化进行对象化的问题也会成为可能。
在这样对概念的各种更改之中，美国民俗学进行了多样性的民俗学的定义。较早的时候，根据1949年的某个词典（Leach ed，1949），作为folklore的定义有26页并列21个定义。美国的folklore的定义即使现在也未能归集于一致。在美国民俗学会的官网上，是这样书写的：
所谓“folklore”，是一个对具有莫大而深刻的多方面的文化赋予的名称，如果考虑到这个主题的巨大性以及复杂性，民俗学者以很多不同的方法对“folklore”进行定义、解说并非不可思议。对此，简言之，如果考虑一下调查舞蹈历史的历史学者对于舞蹈的定义以及文化人类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就可以明白。没有一个定义是充分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如此。（http://afsnet.org/aboutfolklore/aboutFL.cfm，查阅日期：2010、4、12）
总之，folklore，也可以说民俗，也包括民俗学这个概念，限制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固定化的想法，在现在的美国民俗学也不怎么受欢迎。其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定义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的民俗学其概念和定义不断变化。实际上德国的民俗学也是同样的，凡是能够操作的文化已经大大扩展了。
福田先生说过“仅仅只是追逐现代的事象进行说明不是民俗学”。换言之，现代的事象这个东西，从之前我提到的历史民俗学的定义中遗漏掉了。我说过在福田定义中有“现代的生活文化”这一项，这里有遗漏掉的可能性。当然，在这里，福田先生想说的是“只是简单地进行说明不是民俗学”，而绝不是在否定现代生活。然而，在这样的历史民俗学的框架中不是存在着限定性的问题吗?
但在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我对于福田先生的意见也有想赞同的地方。比如，仓石忠彦先生在2002年写的文章中，阐述如下：
以前在涩谷的中心街，聚集了很多褐发又染上白色的ガングロa的女性们。社会上的人把她们命名为“山姥=ヤマンバb”。所谓山姥，是中世以后广泛传播的民间传承中的一个。作为昔話、妖怪传说以及金太郎之母非常有名。而随着时代的跨越，她又出现在涩谷的中心街。对于以白发黑脸为时尚的女性们如何进行评价、如何进行表现，我想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把她们当作“山姥”来把握。这样的形象确定本身是因为以传承性为其背景……而不是时兴风气的表现，日本人具有的传承的世界在这里被表现出来了。比如，应该可以捕捉到被表现出来的在人们的情绪和认识中隐藏着的文化的连续性。(仓石，2002：56)
如这样进行表述。但这什么证据也没有，而且实证性的分析也没有，正如福田先生否定的“仅仅只是追逐现代的事象进行说明不是民俗学”那样，我认为这正是适用于这段话的研究啊！而对此的批判也确实存在。
对与此同样的人，在这里称为コギャル③，在美国，一位名叫劳拉•米勒的语言人类学家写了“Those Naughty Teenage Girls（顽皮少女）”（Miller，2004）的论文，她更为实证地拾取コギャル们使用的俚语、コギャル杂志等媒体中的语言，以此观察日本社会中的所谓的女性观、性意识等进行研究。这是人类学的一项研究。
此外，在说到美国民俗学的时候，“游戏王”“口袋妖怪”这样的事物，现在也进入研究对象的框架中。“游戏王”和“口袋妖怪”的卡牌游戏是在日本出现的文化。所以，对美国来说，这就是海外文化了。还有，即使在日本，“口袋妖怪”也是现代文化、流行文化，至今还没有成为民俗学的对象。但是，对于流行文化，而且是从海外来的文化，美国民俗学已经放入了研究视野。
书名为《Living Folklore》（Sims and Stephens，2005），是一本显示近几年以来美国民俗学研究内容的一本好书。在那里，对于“游戏王”和“口袋妖怪”是这样描写的：
“民俗文化不是流行文化（pop culture），但流行文化比起精英文化和民族文化共有几个特征......这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Pokemon(口袋妖怪)和Yu Gi Oh(游戏王)等的收集游戏，在小学的孩子们特别是男生们中流行起来。关于这个游戏，孩子们通过媒体，漫画和广告、书籍、游戏角色所描绘的广告进行学习。游戏的项目被创造出来并以分配的方法，任何孩子都可以享受这些游戏。这些东西(一般成为‘什么狂’、‘什么热’的东西)可以说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希望你想象一下在休息时间、在学校运动场的固定角落，每天享受这些游戏的特定学校的四年级的某个团体。他们共享一起玩游戏的共同的经验。作为集团，他们共享“故事”和玩耍风格、昵称等，这虽然和流行现象相关。但另一面，通过他们的相互交流形成了个人化、地方化。他们的日常的游戏成为作为集团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就像他们以此进行认识一样，其他人也以此来认识他们。比如，“那些孩子是Gables Elementary School的孩子，每天休息的时候在停车场的角落玩‘游戏王’”，像这样进行认识。重复一下，这些游戏人偶其本身并不是民俗文化。但是，如传承的孩子们的方式以及身份认同等这些团体的特征那样，在玩游戏中创造出的日常的相互交流的过程，就是民俗文化。(Sims and Stephans，2005:4-6)
美国民俗学已经变化为能够在新生的文化中去发现民俗。总之，就日本的民俗学来说，不能说福田定义有全部的责任，由于历史性指向的强大，所以民俗学这个学科的宽度与世界相比较显得非常狭窄。上次在日本民俗学年会上关于德国民俗学有一个兴趣浓厚的研讨会，这种情况，即使在会上在某种程度也很清楚。
德国民俗学在某个时期也大大扩展了。Volkskunde以欧洲民族学的形式扩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民俗学吸收并振兴了在日本好像是划入社会学范畴的研究内容。虽然美国的folklore没有到达德国民俗学的程度，但包括流行文化在内也是能够研究起来的一个领域。然而，日本的民俗学闭锁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像这样的领域不如说已经被其他的学科所蚕食。而且，今天，连属于民俗学独占物那样曾经攥在手里的“民俗”，也正在被其他学科蚕食。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中，是否存在着像福田定义所代表的历史民俗学的方向性那样非常偏向的方向性呢？就是这样，我想是否其中太过偏向的情形才是问题所在。
历史民俗学是否一直是民俗学变革的“障碍”？
菅：所以有个问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在社会上处于极端的边缘化，为什么它们会构成这个学术领域的核心？在我们身边的社会中，现在，甚至连“民俗”这个术语一般也不用了。平常如果你去问一下正在路上行走的人，你知道“民俗这个词语吗？”，也许会有半数以上的人一下子连汉字都想不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却把这些东西作为中心的课题。
此外，历史民俗学的定义是否在民俗学的对象、方法的方面，现在已成为制约性的东西，并具有一定局限性呢？正如刚才所说的，在考虑“现在”或者“现代”的时候，这个历史民俗学的定义和手法成为非常制约的东西。虽然把历史民俗学派作为20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极端地偏向于历史民俗学的20世纪民俗学的性质，尽管已经成为今后的民俗学在对应现代社会、现代学院派时候的桎梏，为什么还是不能改变呢？福田定义是多样化的民俗学形式的其中一个。简言之，就是福田先生对自己思考的民俗学进行了定义。但是，是否因为这个定义阻碍了各种各样的民俗学的产生呢？虽然福田先生认为“这就是民俗”。或者，主张“那不是民俗学”，不是排除了多样性的民俗学了吗？就是这样的问题。
是否引领学院派的历史民俗学派阻碍了多样性定义的登场？这当然不只是福田先生的责任。我认为可以说是所谓民俗学的多数派作为自己的谱系进行选择的结果。福田定义是要排除现代事象的对象化以及方法的脱领域化吗？福田先生反对定义的更改吗？如果反对的话，其理由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想请教福田先生。
福田：虽然是相当难的话题，但听了之后，很抱歉我恐怕要说说老话，想起了有贺喜左卫门的“民俗资料的意义”(有贺，1953)中的学问论。就是要在普通的学科中体现综合科学那是不可能的。在学术中作为综合科学体现的只有哲学，其余除非个别学科否则都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学问论。虽然是有点极端的学问论，但至少表达了各学科还是要拥有自己的对象和方法、一定的使命，就是说，要“弄清楚什么”这个问题蕴含其中。从贺喜左卫门的场合来说，在这个学问论的延长线上，他对作为个别学科的民俗学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我不是那样想的。民俗学当然不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象的综合科学、哲学。民俗学是与其他的学科并列的个别学科，否定它作为个别学科的成立是不对的。从这一点来说，民俗学在19世纪得以成立，其理由就是在于以现代的事象获知历史性的世界这一点。在这里因为具有独自的存在理由，不是在20世纪得到发展了吗？对此，大概柳田国男和之后的人以及我自己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因为这一点，学科的对象、方法和其目的就归为统一。我感觉刚才的很多话中好像是要变更定义的意思，把民俗事象这个东西，就是说要进行扩大进行变化，那么，比如，当民俗事象得以扩大的时候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呢？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呢？关于这些问题，因为我学习不够的原因，还不能理解。在这些方面，美国的事情我也学习不够，即使出现“这样的东西当然应该包含在民俗中”这样的说法、“理所当然的这些东西不成为民俗学对象很奇怪”这样的观点，那么，打个比方说如何料理这些东西、把什么东西盛在盘子里，如果这些问题不包含在内考虑的话是不行的。当然，新的事象在现代我们的生活中层出不穷。虽然非常理解出现“民俗学不把它们作为对象很奇怪”这样的观点，但只要这样的对象、方法、目的没有统一，总感觉这只不过是在寻求新奇而已。
所以，刚才说到作为事象，社会或者生活、文化的事象非常庞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吧！因此，相反，我的想法是通过限定于其中的什么地方，科学或者学术才能够成立。简言之，没有限定，其方法就是暧昧的。那就不成其为学术了。所以，是怎样进行限定的问题。民俗，虽然好几次在这里那里说过了，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说到底，是因为研究者认识到是民俗才有民俗的。所以，民俗学者一直在把它们挖掘上来。然而，民俗学者挖掘出来的民俗，民俗学者没有全都独占的理由。这个事象，如果不说是民俗，即使心理学者研究、或者社会学者研究、地理学者研究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由此，民俗事象这个术语只不过是民俗学者作为一定认识的结果提出来的。
然而，虽然只不过是提出来，但我认为还是要在作为学术成立的基础上，限定是必须的。所以，的确，菅先生出示的那张图(参照图1)带来了极端地把民俗真的缩小那样的印象，大小来说虽然不是那么小，缩小是正确理解了。
暂且到此吧!
菅：这个部分很明白了。对象、方法、目的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对象变成新的了也并不意味着学术的变化。问题是，对方法和目的的部分将变得很重要也非常能理解了吧。但是，还是先前最初提出来的现在的民俗学的主要定义因为制约了对象，反过来就会导致不能产生方法转换的现象。总之，现在，我们不可能挖掘新的东西。
比如说简单地研究少女的山姥这件事，我也感觉很无奈。但是，通过对这样的事情进行努力的世界的展开，接下来就会产生朝向理解新文化的方法的道路。就是说，如果制约了对象、方法、目的这三个中的哪一个，就会出现其他的两个也将受到制约的状况。在这方面，我认为历史民俗学的定义，也就是福田定义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了，您觉得呢?
福田：我认为这是一个障碍。障碍是必要的。就是说，因为民俗学者，当然社会学者或者其他的地理学者也是，大家都不是那么万能的，自然而然地自己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在社会和文化的事象之内选择对什么进行研究，虽然不知道“障碍”这个词语是否合适，对研究对象进行限定成为必要。只不过虽然说限定，那条线具有可变性的一面。当然，任何的作为研究对象的事象不会什么都贴上民俗的标签等待着我们，说到底是我们通过这是民俗就贴上民俗的标签这样的行为进行截取，那么具有可变性是没有错的。这样的话虽然不是绝对固定，但是我认为没有轮廓的学术应该是没有的吧!
虽然在此就先说具有刺激性，我不认为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人都是那么有能力的，还是应该在知道自己的能力的基础上把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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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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