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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地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符号转化
当宗族认同成为跨地域的民俗认同一部分,它便成为超越地域文化的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国家认同的符号。这个进程也是从具体的物质生活层面向抽象的精神生活层面的转化。但维系这个进程以及结果的是具体的民俗认同。
在构建和维系刘基文化的进程中,近年来的国家行为,即,将刘伯温传说和太公祭“非遗化”,一方面巩固其地域文化认同,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借此强化在全球化中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构建,目的是使中国文化不仅成为高度抽象的精神生活认同符号,也是能联系具体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使其“多文化一体性”得到延续和发展。通过非遗化,刘基文化被赋予了国家认同意义,因为,“国家代表作名录的意义,是要使这一文化遗产变为全民认同、全民共享,而非只是局限于地域文化之内”。
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是近百年来的新问题,目前也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刘基文化的认同符号转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认同符号构建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国家认同是基于民俗认同的多地域文化认同的合体,而不是基于“种族”之下的“民族”的认同。此外,地域认同也是建立在国家认同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之上,并以此获得生命力和传承。
构成对中国文化的国家认同的基础是：(1)以语言或方言为基础的地域文化(方言的小的区域；通过小区域之间的交融,连接了更多小区域的语言构成一个相对大的区域文化)；(2)以物质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地域文化；(3)以精神生活方式(即信仰)为核心的跨地域文化(信仰是在地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地域精神文化)。由此可见,贯穿“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地域认同和民俗认同。
(三)刘基文化与中国文化“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
刘基文化之所以有发生和发展的生命力,是因为它的表象其实是根植于核心信仰与价值观的,而不只是有实用的有效性,由此而成为地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核心认同符号。从刘基文化所包含的主要方面,可以看出其具体表象和内在本质的逻辑关系。
1.“诚意伯”所体现的“忠”和“义”
刘基是元末明初辅佐朱元璋灭元建明、安邦定国的名臣之一,其声名远播海外。刘基临终前被封为“诚意伯”(后建“诚意伯庙”),又被封谥号“文成”,都说明了官方对儒家伦理价值(如,“诚”“忠”“义”)的宣扬和民间对这些价值观的遵从。这些德行是儒家“大一统”价值观的前提,而“大一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之一。也正因为这些伦理价值观,刘基得到正史(《明史》)的肯定,几百年来被视为“政治家”(或“帝王师”)和忠臣良相。由此,我们可以从端午节对屈原和伍子胥等人的忠诚的歌颂,以及类似的传统活动中,看出中国文化历史如何将抽象的信仰与伦理,通过构建真实的“英雄”,维系社会伦理的规范,达到“大一统”的目的。
2.“三不朽”伟人所体现的儒家之“家”与“修齐治平”伦理价值观
将刘基视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这不仅是延续了《左传》中的传统观点,也强化了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在规范社会伦理的同时,通过史实和“传说”构建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模范,树立做人的榜样。这一思想也是中国“士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基础。的确,刘基12岁中秀才,23岁考中进士,随后开始仕途,所经历和验证的正是儒家的价值观。这样的“入世”人生经历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例如,在流传的传说和官方文本中,刘基不仅以儒家文化从政,也展示出人格魅力,爱民情怀,以及高尚的文人品德。这些都有助于对他的“神化”,将真实的刘基与传说的刘基融合成构建“刘基”和刘基文化的认同符号。
3.太公祭所体现的“灵魂不灭”信仰和“家”伦理观
以祭祖为核心精神的太公祭是祖先崇拜的主要实践行为,体现的是“灵魂不灭”这一核心信仰,其中突出的“家”观念又是儒家伦理观的核心载体。因此,太公祭维系了中国文化与宗族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互补关系,并通过符号转化而有助于文化自愈机制的运作。
太公祭整合了地方传统和国家传统,以及正统礼仪传统和流行文化,综合了祭祖、祭天和祭地,以及岁时节庆仪式,不仅具有一般的仪式功能,也具有为家族兴旺、生意兴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全民祈福的作用。这一切,包括商业运作,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是文化发展机制的必然。
中国的“家”概念的核心是伦理观,儒家的伦理观。这个家是实在的社会存在,但也是象征体,是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基础。这个基础在本质上不是基于血缘的,因为,亲属关系是基于姻亲而得以维持的,即,姻亲是血亲延续的前提；而血亲不是生物意义上的,更是伦理意义上的。这也是民俗认同的概念前提。祭祖是整合和维系民俗认同。同理,“国家”也是一个认同的象征体,不是基于血缘的,而是基于共同的民俗认同。
4.风水(堪舆、象纬)大师之“神力”所体现的积极人生观
构成刘基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有关他的风水实践传说,这些使他一方面更“接地气”为百姓所接受,而不只是官方的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从人转化为神。之所以“风水大师”成为刘基文化中最为百姓所接受的部分,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是趋吉避凶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趋吉避凶其实是积极的人生观,而不是被动的宿命论。
从历史观来看,风水观是从自然宇宙观发展起来,后来被注入儒家伦理观和其他诸子百家的宗教观和神秘观。因此,风水所代表的是有深远根基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符号。
5.以“传说”神化刘伯温的民俗实践所体现的民俗认同模式
通过民间故事和传说,“英雄”被创造出来,成为生活的想象楷模。而民间叙事(故事、传说、笑话,等等)不但具有娱乐功能,还有社会伦理教化、规范化,心理压抑释放等功能。数百个刘伯温传说便发挥着这些功用,同时,这些传说也成为地域认同符号,以及跨地域“多元一体文化”的纽带。由于刘伯温传说和太公祭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典型意义,因此,它们也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认同符号”的一部分。
由此而衍生出的相关概念：刘伯温传说(圈)、刘伯温民俗圈、太公祭(祭太公),以至“刘伯温文化圈”等,都鲜明地体现了刘基文化的文本与口传,官方与地方等的传统互动,也构成了中国本土的传统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即基于“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各地不同的“变异”或“异体”。
有关传说,符合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即,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崇拜,通过遗产化、神化,构建权威。这与祭祖传统有共同的功用。同时,构建地域认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说,都是通过地域关系而进一步整合当地的民俗认同和地域认同。当然,其中的“神秘化”也是“英雄叙事”的必要手段。而将刘伯温传说“非遗化”便是在构建新的国家认同和地域认同过程中,对“英雄叙事”的再创作、再发明,也是新需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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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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