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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南部非洲，岩画不仅仅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图像记录，而且已经从原先的图像地位上升到作为阐释社会演进历史的证据。社会演进不仅涉及岩画的创作者也涉及与这些族群产生互动的临近族群。在南部非洲，岩画成为一种斗争手段，用于对抗一系列被“平等主义”所侵蚀的和被萨满巫医为了控制资源而博取政治角色的行为。
关键词：岩画；南部非洲；萨满教；布须曼人；殖民主义；
作者简介：托马斯·道森（Dowson，Thomas A.），博士，金山大学岩画研究学院（RARI）教授；；路易斯·威廉姆斯（Lewis-Williams，J.D.），博士，金山大学岩画研究学院（RARI）创始人之一，终身荣誉教授。邮编：100081；张嘉馨，中央民族大学在站博士后。邮编：100081；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新疆民族艺术与国家认同”（16ZD09）阶段性成果；
在过去三十年中关于民族志的详尽解释日益丰富，从而为南部非洲岩画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不应再把岩画单纯地看作历史留下的图像，更重要的是，岩画是我们理解历史进程的重要证据。南部非洲的历史尽管非常重要，但多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布须曼人和他们的艺术终于被作为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转换的要素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研究者仅从两个方面关注南部非洲的岩画：首先是他们确信这种艺术记录了布须曼人使用弓箭和背囊等人工制品的方法。其次，他们想要寻找人口（群体）从次大陆迁移的证据。为了阐明这些群体的迁移路线，他们将这些人工制品、家畜与族群联系起来，从而尝试着找出岩画中关于这些重要的人工制品和动物的描绘。这些艺术是关于过去图像的描绘，甚至记录了不同于现在的族群，这些岩画艺术用浪漫主义的笔触重现和固化了人们对布须曼人单纯、天真的群体印象。由于他们曾经没有能力抵制游牧者的入侵，他们一直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并最终直接被迫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大量19和20世纪的布须曼人民族志中查找出岩画图像的含义使人们对布须曼人的固有印象开始被推翻。经论证发现，这些岩画图像根植于仪式和神话，既不是隐喻和象征也不是简单的叙述。艺术和民族志都需要置于它们的历史场景之中，并且需要详尽的说明和“转译”。我们发现通过神话、仪式和艺术进行解释往往具有多意性和模糊性。例如，描绘大角羚羊，可以指男孩或女孩的成人礼，或者是婚嫁，也可以指布须曼人宗教仪式中的治病、通灵或舞蹈。许多这样的图像都具有多意性，但它们都产生于萨满教信仰和实践之中。无疑，这些岩画都在描绘萨满教的宗教仪式、超自然力量的象征符号：如萨满教巫医的工具、具有协助力量的动物和萨满教巫医的多重视域。这些岩刻或岩绘图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简单“投射”，更是帮助萨满巫医通过作画获得存储在图像中的超自然力量。即这些图形不仅记事，更可成事。
一、南部非洲岩画与民族志
布须曼人对萨满艺术活动的介入性，提供了后世对此进行研究的基础。在岩画创作的社会进程中，不仅仅有艺术家参与其中，也牵涉了殖民者和班图人。
描绘殖民者以及他们的货车、马匹与来福枪的岩画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画作有时包含一些萨满教式的场景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岩画不仅仅是用来记录重要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宗教信仰和仪式相关。布须曼人中的巫医艺术家使用两个传统手段（进入精神世界和制作岩画）来对抗新的挑战。精神世界里的冲突也涉及了殖民者，殖民者被认为与向人们射出“病痛之箭”的恶灵有关。那些带来马车的殖民者们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南部非洲岩画中对社会描绘的一部分。这增加了岩画的新维度：岩画不仅仅是图像而且是关于社会和观念场景的描绘，殖民者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成为这种艺术的观众和消费者。但这些图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和殖民者具有共同的信仰。
关于共同的信仰，很多布须曼人岩画中表明它们形成于与班图人接触的几个世纪中。大部分在该“接触”期的岩画研究都十分注重布须曼民族志的重要性，并从布须曼人的角度对岩画进行解读。这一观点需要修正，这类的岩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些和布须曼民族志有直接紧密联系的岩画表明有些图像描绘了“求雨的动物”。“求雨的萨满教巫师”进入通神的状态——即精神世界——然后捉住一只用于祭祀的动物（存在于幻觉中）并带领其穿越乡间。在他们通神的视觉中，他们杀死了动物，并收集了它们的鲜血和奶。19世纪的布须曼人所描绘的“求雨动物”岩画被辨识出，在萨满迷幻的状态中创造出一种形态变换的四足兽，有时候这些动物和河马或羚羊（尤其是产于非洲的大角羚羊）很相似。这种四足兽图像的周围经常有鱼群环绕或有正在进行萨满通神仪式的人形注目着（从人形岩画的动作上可以辨别）。一些岩绘显示了求雨的动物被系在鼻子上的绳索或皮带牵引着，这些图像存在于贯穿了非洲次大陆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其中在东南部山区和过渡地带最为常见，这也是布须曼人和班图人密集的接触地带。
这种聚集或许可以解释，至少部分地解释布须曼人中的萨满巫师不仅帮助自己的族群求雨，而且有时候帮助他们临近农耕族群求雨，从而获得一些牛或谷物作为回报。这种做法向我们表明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这一求雨的信仰是采集狩猎者和农耕者共有，也即这一信仰并非布须曼人独有。在“接触”时期，一定有一套被广泛接受、无族群特质的信仰体系，当然这一信仰体系在不同的族群中有不同的阐释。第二，历史记录显示了一些布须曼人的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有着长期的交往，这一点已经被证实。例如：现存的恩古尼（Nguni）语言中的搭嘴音。总之，历史记录中关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描绘体现出农民可能是这些岩画的预期观众，至少他们能够理解部分重要的画面内容。
认识到布须曼人与农耕族群之间共同的信仰及其社会和经济间的相互交流，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岩画创作中完整的、更为全面的社会进程；这些岩画图像可以成为证明非循环性发展进程的证据。这种新式的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检验在社会变迁和历史中萨满巫医的社会政治角色。历史记载并未提及次大陆西南地区萨满教的情况，卡拉哈里（Kalahari）民族志和岩画这两个相互印证的线索共同证明了最近几个世纪萨满教在社会变迁和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作用。把这两方面的证据综合起来就能创造一段历史，与按照正统的史学规则撰写的殖民记录相比，民族志和岩画所创造的历史记录更为复杂和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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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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