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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民俗志的定型和繁盛
1939年，曾撰写过《壹岐岛民俗志》的山口麻太郎在《民间传承》期刊上发表《民俗资料与村落特征》一文，对《山村生活的研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样的民俗志仅是作为单个主题的比较研究资料而存在，它把各种生活现象从其原生的地域社会中抽离出来，放到了研究所的实验管里。对此，山口提出“区域民俗学”的概念，这个概念中的“区域”与“村落”类似，他说“村落里的生活现象相互有机结合，村民的生活是村落的结构和秉性所孕育的”，故调查和记录应在此基础上进行，需根据各村落的特征来研究民俗资料。以此为契机，日本民俗学界开始反思民俗志的形态，后由于战争原因出现了一时停滞。
（一）《全国民俗志丛书》与《北小浦民俗志》
《全国民俗志丛书》在日本民俗学研究所主导下策划编写，是战后首例与民俗志相关的重要活动。7柳田国男撰写了序言《关于各地民俗志的计划》一文，摘要如下：“民俗学研究所作为初期事业之一计划出版各地民俗志。在时代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民俗学主要开展了词汇收集和乡土调查两项工作。本次的各地民俗志项目主要计划公开乡土调查中未公开的资料，同时进行限定区域的调查和民俗志的公开出版，在积累了精确资料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比较。民俗志已于十几年前出版了几册，然而本次丛书旨在将对象区域设定为镇村内的部落，制作规定范围的民俗志，并请当地人批评指正。”
我们可以从序言中窥见柳田对民俗志的“新构想”，可谓对山口的批判做出的某种回应，他重回某个地区的记述方式；缩小了目标对象的范围；强调调查工作的细致周到；还提及了与当地人的互动。然而为何要制作这样的民俗志呢？从“在积累了精确资料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比较”一句可以看出，柳田对于民俗志的定位没有改变，各地民俗志最终服务于研究，柳田希望通过各地民俗志的比较，找寻出适用于日本全国和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内容。
《全国民俗志丛书》原本计划至少出版100册，但最终仅出版了7册。除柳田国男的《北小浦民俗志》之外，其余6册的记述方法基本参照了1935至1940年间《民间传承》上刊登的调查项目的分类。以《二王子山麓民俗志》为例，设有雪国的居所与火的往昔、食物与饮食习惯、葬礼与魂、村落的年中行事等24章，与早期民俗志的小项目的罗列相比，这几册民俗志采用了“统一于衣食住行、例行活动或婚姻、生育、送葬等大项目之下的记述方式，显得格外规整”。
然而《北小浦民俗志》与其余6册的记述方式有所不同，该书作为《全国民俗志丛书》的第一本于1949年4月发行，时值“民间传承之会”更名为“日本民俗学会”，柳田国男出任首届会长。福田亚细男总结了《北小浦民俗志》的三个特异性：“一、该书是柳田国男著作中唯一一本以民俗志命名的书籍，且冠以‘北小浦’这一小村落之名。二、柳田虽撰写了《北小浦民俗志》却从未到访过北小浦，他主要依据仓田一郎的调查成果，即仓田留下的《采集手册》来创作。三、该书虽以北小浦为名，从目录上看是对北小浦民俗全貌的记述，但事实上书中涉及北小浦村落的内容甚少，多是关于日本整体的一般性叙述。”颇有意思的是，按照柳田的构想，民俗志的记述和综合比较研究是不同的两个阶段，然而在这本以民俗志命名的《北小浦民俗志》中，柳田却很少进行所谓民俗志的记述，反而大篇幅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这与他原本构想的民俗志的形态是矛盾的，但“如果撇开民俗志这一书名来看，它与柳田其他作品的写法无异”。
这部与同系列其他6册不尽相同，与柳田原本的构想颇有出入的民俗志又是怎样被学术界评价的呢？1974年发行的《季刊柳田国男研究》第6号里记载了关于民俗学方法的一次座谈会，与会者对《北小浦民俗志》也进行了讨论。参会者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以伊藤干治、村武精一等为首的一派认为这本民俗志没有局限于一个村落，柳田动用自己庞大的知识体系加以解释，把地方性问题提升到了国家层面，应成为民俗学者撰写民俗志时的范本。而以福田亚细男等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虽然这本民俗志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缺乏田野现场感，作为“研究的民俗志”也就是“个别分析法”式研究的民俗志来说，不尽如人意。对于柳田在序言中提到的“请当地人批评指正”这点，双方也各执一词，前者认为北小浦人可以通过此书了解自己在全日本的定位，后者则认为北小浦人会缺少满足感，感觉此书有名无实，没有提及多少当地的情况。
简言之，“一方强调民俗志应通过乡土研究‘日本’，另一方则倡导民俗志通过乡土研究‘乡土’本身”。一方可谓柳田的支持者，另一方则符合该时代的学术潮流，之后的民俗志大多按照后者所提倡的区域研究的道路发展。这里还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座谈会的内容反映出70年代伴随着日本民俗学学科的成熟，学界对民俗志有了更多的期待，期望它不再是单纯的“资料”，而具备“研究”的功能，这打破了柳田所提出的记述和比较研究是不同的两个阶段的说法，让民俗志融记述和研究于一身。这点将在下文中具体展开。
（二）“民俗综合调查”与地方史编纂
上世纪5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界开始强化学科建设，努力将民俗学变成“学院化的，与其他学科有着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的，进而有着与其他领域使用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体系的‘普通’的学问”。如上文所述，1949年“民间传承之‘会’”更名为“日本民俗‘学会’”，并与社会学会、人类学会、宗教学会等组成“九学会联盟”，共同开展调查。同一时期，民俗学研究所的成员开始在大学任职，组织起以大学为单位的民俗调查。1958年，东京教育大学、成城大学里设立了民俗学专业，开始在高等学府中培养民俗学专业人才，从中诞生了以宫田登、福田亚细男为首的第二代日本民俗学者。
同时自1958年起，东京教育大学开始了为期约10年的“民俗综合调查”。“这次大规模的定型化、组织化的‘科学调查研究’，成为民俗学调查研究及成果汇报的一个‘范本’。”具体来说，1.调查采取了团体作业的形式。多名研究者在同一时期共同调查一个地区，各自承担一些项目，最终汇总出这个地区的民俗全貌，这与之前一个人调查一个地区的方式有所不同。2.调查对象地域较广。这次调查没有限定在北小浦这样的小村落，比起柳田在《全国民俗志丛书》设想的民俗志来说范围要广一些，但与下文将要述及的地方史编纂工作中的对象设定类似。3.每年的调查均按照相同的类别进行。该调查主要设定了社会传承、经济传承、信仰传承、言语传承等包含“传承”二字的类别，分类进行调查和记述，并以报告书的形式出版发行。
“民俗综合调查”系列报告书是继《全国民俗志丛书》之后又一次以丛书形式问世的民俗志，“民俗综合调查”的调查模式和报告书的撰写方式成为学者效仿的对象，这使得民俗志趋向定型。此外，这一时期，除了学术机构引领的民俗调查研究外，行政机关主导的民俗资料的调查、县市史的编纂活动等也推动了民俗志的定型化发展。
1950年，日本通过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于1954年进行修订，在其中确立了“民俗”一项。之后在1956年，日本政府指定了一批重要无形文化财。1957年由文化财保护委员会选取了一些都道府县作为调查对象，开始了“民俗资料现状预备调查”，并于1958年发行了调查的报告书。随着国家层面的文化财保护运动的推进，各地方公共团体也兴起了地方史的编纂工作。1957年的《宫城县史》中首次加入了“民俗篇”的内容，之后在64年出现了《福岛县史·民俗篇》这样将民俗资料单独汇编成册的写法，它类似于民俗志的撰写方式，成为地方史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1968年明治百年纪念活动的兴起，县市町村史的编纂迎来了高潮，以“民俗综合调查”报告书为指南，量产出一批标准化的、具有一定行政色彩的民俗志（民俗报告书）。
无论是文化财保护运动还是地方史的编纂，都有大量民俗学者以及民俗学专业学生的参与，一方面在这些公共政策的推动下，民俗学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民俗志得以推广普及；另一方面民俗学者不假思索地参与行政活动的行为、民俗志过度的模式化等也成为日后学界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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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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