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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志是存在于中日两国民俗学界的专业术语，带有鲜明的专业特征。日本民俗志在日本民俗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于1970年代左右定型化。然而研究范式的革新和问题意识的增强，使得新一代民俗学者对民俗志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展开反思，出现了从民俗到日常生活，从民俗到人，“新在野之学”式的思考等一些转向，但仍存在学界的思维定式、反思不够彻底等问题，在强调学科特色还是加强跨学科对话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
关键词：民俗志；民族志；民俗资料集；日本民俗学
一、引言
我们可将迄今为止的日本民俗学大致划分为第一代柳田国男为首的创立期，第二代宫田登、福田亚细男等学院派学者引领的学科建设期，以及当下第三代学者主导的多样化探索期三个阶段。“民俗志”在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日本国内对于民俗志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特定时期民俗志的特征归纳，或对特定民俗志著作的具体评议。例如，大月隆宽探讨了柳田国男时期民俗志的“初衷”，田中宣一阐释了被第二代学者定型的民俗志中存在的“区域性”问题，岩崎真幸等归纳整理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中期的民俗志的谱系及相关作品。另一方面，松本三喜夫对《炉边丛书》、福田亚细男等对《北小浦民俗志》这些历史上的民俗志代表性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1然而，学界对近20年的日本民俗志走向及成果却鲜有涉及，缺乏从民俗学史的视角对其进行纵览，缺少对民俗志和民俗学两者间动态关系的把握。这些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日本民俗志是在反思中前行的，如反思其与社会语境的抽离、细致化程度不够、定义与实际呈现的内容不符等等，这些反思意味着对既有民俗志的“破”，并“立”出今后民俗志所需的新规范。然而关于民俗志“破”与“立”最大的争论来自于199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民俗学1990年代没有能够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同步转型，致使其在学界的影响力大幅减退，这使得民俗学家除了在民俗志这一既定概念的框架内对其进行反思之外，还出现了对这一概念本身的质疑。主张“立”的，主要在于强调民俗学学科特色，希望保留民俗志这一旗帜鲜明的专业术语；而主张“破”的，主要目的在于痛定思痛，认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放弃对民俗志的幻想，并努力实现与其他学科的平等对话。
再者，对“民俗志”的研究总是与“民族志”密切相关。2014年5月，日本现代民俗学会召开了题为“我们已不再需要民俗志了吗？——现代民俗学的民族志论”的年会，剑指日本民俗志写作的思维惰性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这些主张“破”除民俗志的学者，将眼光朝向“民族志”，希望借“民族志”手法取代“民俗志”。早在2006年12月，中国学界也曾举办过“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从学理渊源、学科定位、理论方法等角度对民俗志和民族志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剖析。因同属汉字文化圈，中日两国才有了共通的“民族志”“民俗志”的表记方法。民族志一词是ethnography的译词，由于当下的研究对象已不再局限于最初设定的民族（ethnic）的范畴，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化志”2、“田野志”3等新译法，日本学者则倾向于使用ethnography的音译“エスノグラフィー”。现代的民俗志一词可以说是民族志在民俗学领域的再创造，该如何将其英译尚有存疑之处。
近些年来，民族志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已由最初的文化人类学的“专利”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通用的方法论，而且随着本土民族志（NativeEthnography）等手法的出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他群为研究对象时你在做民族志，以我群为研究对象时你在做民俗志”4的界定方式。与民族志的蓬勃发展相比，民俗志却未能有较大突破。在我国，虽然刘铁梁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5打破了传统民俗志的范式，引发了学界的一些讨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应“明确是谁的标志性文化”6，“增加民俗志的实践性与反思性”7等建设性意见，而且也鲜有代表性的民俗志理论及实践成果问世，更谈不上对相邻学科的影响。
无论是民族志还是民俗志，都不应仅指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研究成果，还包含了田野调查对象的选定、与调查地人群的相处、资料的收集整理、文字的记录及公开等一系列过程，是“过程和成果两方面的综合展现”8。日本民俗志总是与日本民俗学捆绑在一起，所以它的破与立不仅涉及民俗志本身，也关乎民俗学学科的走向。本文将梳理日本民俗志的变迁史，并探究日本民俗志数次变革背后隐含的日本民俗学发展方向、研究范式等的转向及遭遇的困境，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并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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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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