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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编辑家与评论家刘锡诚（1977—1983）
背景：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期间，刘锡诚成长为优秀的文学编辑家与文学评论家。
王：您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期间，与大批知名老作家建立了联系，还扶植了一批新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80年代的文坛和文学报刊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对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一切与当下的状况有很多不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刘：我做过记者，当过新华社驻上海蹲点记者组的组长（主要蹲点单位是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和复旦大学），后又当过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的组长，但我头脑还比较清醒，始终没有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康平路）、北大清华写作组（迟群、谢静怡们）有任何接触，直接对新华总社领导负责，连打电话，也到分社去用分社红机子打，故而没有陷进去。从1971年到1976年，经历过差不多六年时间的新闻编辑、内参编辑和蹲点记者生涯后，我感到自己不是做新闻工作的料，不适应新闻工作，还是回文艺界吧。我就要求到了《人民文学》，后来参与了复刊《文艺报》，并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后又任主任，主持文学评论工作。文学对我来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毕竟有些基础。
过去有个说法，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是不可分割的两翼，有时候创作走到前边引导批评，有时候文学批评走到前面引导着创作。这个过去我们从别林斯基的写作中可以很好体会到。别林斯基每年他都写一个述评，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点到为止，他也举了很多作品很多作家，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成为被历史淹没的东西，无影无踪了。但是像果戈里等一批著名作家。在他们的评论下成就为十九世纪杰出的伟大俄罗斯作家。
我们这个新时期文学呢，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批评家，没有好的编辑，刘心武也出不来，卢新华的伤痕文学也出不来。刘心武的《班主任》出来，是有个过程的，崔道怡还健在，是他提出来的。提出来后都拿不准啊，放到刘剑青的桌子上，我跟刘剑青一个办公室，他自己也拿不准，后来又送到张光年家里。好的编辑像张光年、崔道怡、刘剑青，他们同时又是批评家，有了他们，作家就出来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就出来了。发表了一些作品以后，《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会，我们邀请的人当中有沙汀、周立波，很多部队上的作家，包括这些年轻的，这种文学潮流就被承认啦！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张光年是“放飞了一只文学春燕”，没有一个有见识的有实践的批评家，这个文学潮流就不可能出现。那不是作家走在前头。《伤痕》发表之前在复旦的黑板报上讨论得不得了，经过大家的讨论后来才出来，《文汇报》起了很大作用。
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初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日夜地读作品，好的坏的都读，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些看法。在现实主义讨论中我们提倡审美的参与，专门写问题不可能成为小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批评就是作家的木偶，是寄生物。
王：您是编辑与批评家一肩挑？
刘：（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我作为文学评论编辑，兼搞文学批评，文学批评锻炼了我的判断能力，那个时候读作品是拼命读啊，张一弓的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在家里夜里读完，第二天早上我就出差到贵州去，在机场打电话给编辑部，这个作品一定要请人写文章！马上写！我们做文艺批评还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不是编辑的话没有责任感。那个时候我写的东西多，全国各地的刊物上都有，那个时候我出了四本书，而且我和冯牧、阎纲还主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丛书》，当时是出了两辑，20本，中国没有出过批评家的书，文学史上不重视批评家，文学史只讲创作。这些是两批人，一批是老批评家，一批是中年批评家。我和阎纲两个人参与了编辑，我们就不出自己的书。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小说创作漫评》，阎纲出了一本《小说论集》，雷达出了一本《小说艺术探胜》。
王：那时搞文学评论脑海里有什么标准吗？
刘：在文学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为文学评论编辑，我们的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服。我们做了好多人的人梯，不客气地说，好多作家没有我们的话，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周克芹是周扬、沙汀发了话、发了文章后，我立马到他的家乡和工作的简阳去看他，写评论文章。他当时穷苦到什么程度？他把自己的门板拆下来跑到离县区较远的集市上去卖掉。他坚持写作，我们和省作协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新的批评家的帮助那就更多了，我们当时举办过几个读书班，开座谈会，叫他们来京参加读书班、写作班，请他们写文章，给他们发表文章，他们就出道了，成名了。
王：当下的文学批评跟您那时候的状态有什么区别吗？
刘：现在的文学批评我不好发表意见。提出来还是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扎根到农村，要接地气，都是对的。现在低俗的东西太多，散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文革后，我们对散文，杨朔的散文，过去非常欣赏，后来变得不怎么欣赏了，因为他写的都是个人琐事，没有从散文里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过去不少人对刘白羽的散文有看法，认为他的散文里有不少政治性的大话。记得他也曾有过反思。散文固然不能端着架子教训人、做政治的传声筒，却也不能无病呻吟。发表任何作品，都是给读者看的，散文也一样，因此总应该从平凡的生活中摄取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一草一木，通过作家的头脑转化为艺术的感受，激发起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赋予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象，给读者以感染力。我的阅读面很窄，在报刊上看到的有些散文，总感到缺乏鼓舞人心的内容。而散文又是最流行的。这就是常说的作家的责任感。我不在这个行里了，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我们当年，新时期的时候，我们不仅强调有个人的批评素质，而且要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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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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