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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上大学前，我在农村里生活了18年。我是在黄土里刨食吃的万千农民的孩子中的一个，像一片挂在树冠上的平凡不过的树叶，一遇凄风苦雨便会落木萧萧，飘零于大地的某个角落里，枯朽，发霉，腐烂，入土，悄无声息。农耕和宗法背景下的风土人情浸润了我的肌肤，土围子里的聚落生活滋养了我的灵魂，宗族亲情和乡村传统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会了耕耩锄割一整套的四季农活。乡村生活塑造了我。我是一个地道的土著。但我生性顽皮，生命力顽强，不怕劳苦，不惧困难，尚实际而少玄想。父执辈和生活教给我的全部知识和人生经验就是两个字：奋斗。这成为我一生遵从不逾的座右铭。
这是刘锡诚写于2007年的一篇散文《岁月风铃》中的第一段。这段自白，实为刘锡诚一生气谊、事功、德业与文章的最佳写照。
刘锡诚出身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社会，经历过最艰苦的岁月；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曾在文化界最核心的部门工作，与最为知名的作家与文化人物广为交往，写过多本文学评论文章，在80年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亦曾经历宦海沉浮，晚年潜心治学，写出了多部重量级的学术专著。至今年愈八十，仍壮心不已，每日读书作文不辍。乡村生活所赋予他的，他终生一以贯之的，除了“勤奋”二字，应当还有谦逊、朴实、善良和中国农民的一切优良品质。
一
一九三五年阴历正月十八（阳历2月22日），刘锡诚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郑王庄。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村庄之一，坐落在鲁中平原上，有着沧桑的历史感，村庄几十里外，是古齐国建都的营陵，十五里外，是19世纪末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和县城。村子建于金元两朝交战鼎革之际，已有七八百年历史。村子四周，是为躲避战乱而修筑的高高的土围子和深深的堑壕。在正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方向，开有五座大门，整个村子，形如一只昂头的乌龟。龟乃四灵之一，如此设计，体现了古人特有的智慧和宇宙观。
土围子的墙体以黄土夯成，很高很厚。两面斜坡和墙顶上长满了浓密的树木和杂花劲草，土围子里面，还有三大片茂密的林苑，几百年树龄的松柏树和白杨树郁郁葱葱，显示着殷实的历史和蓬勃的生气。围墙的顶部平整开阔，是孩子们的乐园，刘锡诚和小伙伴们常常仰卧在围墙顶的青草上，静静地了望无边无际的原野，期盼久出待归的亲人，聆听迎娶新娘队伍的锣鼓，观看空中扶摇的风筝，注视天边去来的雁阵……尽情享受着只有农村儿童才有的那份天真和快乐。另一面，这土围子，又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成为农民子弟精神上的一座冲不出去的“围城”，作为终生的印记，也深深地镌刻在刘锡诚的身上。
与那普通的村庄一样，刘锡诚所出身的家庭，亦只是千千万万个最为底层的农民之家。绝大部分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厮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土里刨食。刘锡诚的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又在县城读过三年小学，此后便在家务农，称得上乡村文化人。他深知读书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刘锡诚是家中长男，望子成龙的父亲，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希望。写得一手柳体字的父亲，在刘锡诚小时，便手把手地教他练字。父亲还常常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激励他，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父亲曾深情地对他说，这首阳山就在咱这里，咱县城东南那座孤山就是首阳山。尽管长大之后，刘锡诚通过看书知道首阳山并不在山东，而是在山西。不过，这一故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刘锡诚深为伯夷和叔齐的气节所感动，成为他所崇尚的一种精神力量。实际上，丰富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多以惩恶扬善为旨趣，正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最佳教科书，不仅教授他们历史知识，更塑造和培育着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异常贫困，刘锡诚家人多地少，尤其如此。由于终年吃不到肉，严重营养不良，刘锡诚儿时就患上了夜盲症。每到晚上，眼前便一片昏暗，即使在灯下，也只能看见一点点小火苗，走路不便，灯下读书同样困难。夜晚，对于他来说，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始终无法理解李白的诗句中，床前明月和秋冬之霜是什么样的关联。父亲从市场上买来一小块羊肝，吊在屋檐下风干着，夜盲严重时，就割下一小块，煮一壶开水给他喝，喝了羊肝水，他的夜盲症状便会有所缓和。屋檐下挂着的那块小羊肝块，因存放时间过久，都被小虫子蛀了，可父亲还是留着给他备用，不舍得扔掉。
为了供刘锡诚上学，父母不知倦怠地劳作着，大姐放弃了学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锡诚从小便知稼穑之艰难，更知读书机会之不易。他异常珍惜这一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放学回家，他就与母亲和大姐挖野菜，与父亲下地干农活。贫困的农村生活，磨砺了刘锡诚的意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始终以农民自况，终生勤耕不辍。
刘锡诚初小就读于本村里的小学。高小就离开本村到于留（刘）乡于留（刘）街的西冢子上的中心小学就读了。抗战爆发，鬼子常来村里扫荡，刘锡诚就经历过数次危险。为了躲避鬼子侵扰，乡中心小学不得不像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一样，迁移到南乡的山沟里去。他们一行几十个小学生，每人背着一个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和差不多够一周吃的煎饼，徒步迁移到一座破败的小观音庙里。它高高地矗立在一个叫做南流泉村的村边土崖之上。庙里铺着干草，既做教室，又做宿舍。同学们常常结伙到村南边的河里去捞鱼摸虾，或者纵情地游水嬉戏，暂时忘掉了现实中的一切烦恼。流亡生活，使得大家的生活雪上加霜，为了第二天的伙食，他们有时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潜行到远远的山头上，给食堂偷些还未成熟的地瓜。这件事，刘锡诚始终没敢告诉父亲，他知道，正直的父亲不能容忍他的这种行为。
简陋恶劣的学习环境，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教学质量不可能有所保证了。学期终了，刘锡诚的考试成绩首次出现了不及格。他的内心极为沮丧，几天里郁郁寡欢，不愿搭理别人。经过几悉思索，不到10岁的刘锡诚做出了一个坚毅而苦涩的决定，他不辞而别，离开了那座小庙。他背着母亲给他带来的小包袱，冒雨穿行在莽莽青纱帐里的蜿蜒小道上，抗拒着碰到野狼和鬼怪的恐惧，毅然转学到了县城西北剧城乡的一个叫懒边的小村子，他的堂哥在那里的小学任教。看在堂哥的面子上，学校接纳了他这个冒然前来插班的异乡孩子。在那里，刘锡诚得以继续他的学业。
1947年夏，刘锡诚从懒边村的剧城乡中心小学毕业，考进昌乐中学。昌乐中学乃时任县长张天佐（字仲辅）兴建。据霍树楠的《张仲辅与昌乐中学》一文所记，“三十四年九月抗战胜利，公遂择定县城东南郊草山西麓吴家池子右侧地带，建立永久校舍，占地百五十余亩，依山傍池，风景秀丽，万瓦沉沉，气象雄伟。……时省立昌乐中学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共五十二班，学生二千五百余人，尚有附小一所，规模之大，为全省冠。”作为全省知名中学，昌乐中学的生源颇好，不仅来自本县，相邻的寿光、益都等县学生，亦莫不以考入昌乐中学为荣。由于小学阶段颠沛流离，多处转学，刘锡诚受到的教育并不好，等考分出来，他到昌乐中学看榜时，只在“副取”栏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好在排名非常靠前，这已使他欣喜异常。
1947年底，解放军对青岛、潍县、济南三座城市实行分割包围，攻城军队逼近昌乐，战火隆隆中，学校当局匆忙召集全校师生，由训育主任宣布：学校解散，师生各奔前程！那些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员和政工，惶惶然地迅速消失，一般教员，和像刘锡诚这样的学生，便回家务农去了。两个月后（1948年2月），共产党宣布接管昌乐中学，改名为昌潍中学，开始重新招生开学。得到消息，刘锡诚放下手中的锄头，兴冲冲地走了差不多20华里的路程，回到学校，报名复学，被允许插入二年级，编入二班，继续因战争而中断了的学业，在那一排排依山势而建的校舍里，一直呆到1950年的暑期初中毕业。
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的两年，刘锡诚经历了潍县战役，迎来了家乡的解放和地方政府的建立，经历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政府的成立。他在新的教育熏陶和老师们的循循教导下，受到了思想的启蒙和知识的提升。比起旧日的昌乐中学，新生的昌潍中学，学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除了上课而外，常常给学生们露天放映新电影（主要是描写战争和翻身解放的）、自组剧团演戏（如《王秀鸾》、《白毛女》、《血泪仇》等），给他带来了课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和生活乐趣，开阔了视野。他开始借阅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图书，尽管这类书当时还很有限。三年级的刘锡诚，已经懂得读课外书，也开始锻炼写作能力，试着为《昌潍大众》报写稿了。毕业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没有多久，1950年的2月，刘锡诚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新的人生观和生活理想的少年。
学校实行寄宿制，刘锡诚每周回家一趟。返校时，母亲会给他摊上够一周吃的煎饼，装上一小罐子自家腌制的咸菜。刘锡诚后来写道：“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激励了自己的意志。生活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知识是一切人进步的阶梯，更是我们农民孩子进步的阶梯。对我来说，道路别无选择。升学、深造、奋斗，从此成为埋藏在我小小心灵中的座右铭。只有决心和坚持，才是走出方山，走向更远更大的世界的动力。”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1950年夏天在昌潍中学毕业后，连电子管收音机都还没有见过的刘锡诚，毅然报考了潍坊一中的高中部，并被顺利录取。
潍坊在解放初称为特别市，首任市长为后来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姚仲明。高中时期，同学多出身于城市家庭，像刘锡诚这样的农村孩子少之又少。城里人和乡下人，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生活环境亦大为不同，城乡之间，判然有别。农民意识和自卑心理，使刘锡诚与城市同学之间保持着一段无形的距离，也更促使他奋发学习。初中阶段，刘锡诚接触的比较多的是解放区文艺，高中三年，他则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斯莫捷绵斯卡亚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出身底层，他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并感染着刘锡诚。他的两名语文老师，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其中一位名叫朱其凯，后来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成了《聊斋》研究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就是由他主编的。这两位老师，亦激发了刘锡诚对文学的爱好。这一时期，刘锡诚对于文学的兴趣日浓，他深深地感到，“对于一个出身农村的学生来说，世间一切行当中，似乎没有比文学更容易亲近的事业，因为文学所昭示给他的，是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和人类社会的不同人生，是悲悯的情怀，是高尚的情操。”
1953年夏，该高考了。报什么学校，没有人可以商量。刘锡诚毅然决然地填报了北京大学。他的想法很简单，要上就上最知名的大学，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当农民。抱着这样的单纯的想法，他乘坐胶济线火车，从家乡赴海滨城市青岛去投考北大，当时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考场。住在山东大学（那时山大还在青岛）的学生宿舍里，他在学校澡堂子第一次见识了淋浴喷头；在马路上第一次见识了公共汽车，但终究没有敢坐，到汇泉公园去玩，是徒步走去的。
考完试，刘锡诚匆忙回家忙秋收秋种去了，至于何时放榜，压根儿就丢在了脑后。直到有一天傍晚，天黑下来了，家人正忙着把收割的秋庄稼拉到场院上，患有夜盲症的刘锡诚独自坐在场院的边上。突然从大路上传来了一声喊叫：“刘锡诚，你考取北大了！别的同学全都走了，你怎么还在家里不去转关系报到？”当时高考的发榜，是登在地方报纸的中缝里的，他在村里看不到《农村大众报》，完全得不到相关信息。这个不期而至的好消息，让举家欣喜若狂！刘锡诚考取了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不仅村里从来没有，就是乡里、县里，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过北京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光耀门楣的事情啊！母亲喜极而泣，这个朴实、善良、勤劳、温柔的农村妇女，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为了刘锡诚好好上学，逐日劳作，此时，心里肯定有一种“盼到头了”的复杂心情。忙完场院里的活儿，刘锡诚被家人牵着回到家里。晚饭已经很晚了，母亲还特地为他擀面条，打了荷包蛋，为他“庆功”。还不顾一天的疲劳，连夜为他收拾行李了。在她的心里，北京离得很远，孩子这一去，再见不知是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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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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