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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3年9月初，刘锡诚赶到潍坊一中办完毕业手续，再回到本县的区公所转移户口，背着母亲为他准备的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一床全新的棉被褥和冬天穿的棉袄棉裤，以及布鞋等生活用品，乘坐北上的火车，踏上了进京的旅途。从此，他走出了生活18年的村庄，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临行之前，送站的父亲再三叮嘱儿子，要他一路小心，到了北京坐“洋车”时，打价钱要“拦腰砍”，不要被人骗了。从没出过远门的刘锡诚，心里带着期待和不安，来到了北京。到达前门车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患有夜盲症的他，只觉车前门前汽车穿行，人头攒动，却是影影绰绰，看不甚清。他早打听到要先乘坐环行有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再坐洋车去北大。但对于如何乘坐有轨电车，却是毫无经验。他还以为像在火车站一样，要到票房子里买电车票。他背着包袱在闪烁的路灯下跑东跑西，到处找票房子。几经周折，登上电车，他紧紧搂着包袱，怯生生地蹲在车厢后部没有人挤的地方。谁知坐反了方向，绕城一大圈，才到达西直门。后来读《红楼梦》，刘锡诚感觉自己很像刘姥姥初进贾府的样子。
终于进了北大，报到之后，刘锡诚开始了在燕园的学习和生活。
刘锡诚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曹靖华年轻时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鲁迅创立的“未名社”，是主要成员之一，与鲁迅关系密切。未成社成员中，多数是从事外国翻译介绍的作家和翻译家，如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在苏联学习时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烟袋》和《第四十一》，就是经李霁野之手，纳入“未名丛书”，于1929年在北京出版的。20年代以后，曹靖华译出了大量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如《铁流》、《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等，鲁迅曾赞他“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这些作品在我国青年和革命事业中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代宗师。此外，他的散文创作亦卓有成就，善于察物体情，文笔简洁淡朴，深受读者欢迎。
1951年，曹靖华受命组建北大俄文系，凭其个人魅力以及鉴识察人的能力，将大批学界旧交和有识之士收罗麾下，形成了一支以余振、魏荒弩、田宝齐、王岷源、龚人放、张秋华为基干的教师队伍。余振（李毓珍）本来是拿着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调令，要到中央编译局上班的，魏荒弩先生也是谢绝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领导职务而来北大的。
与其他院校的俄文系偏重语言学习不同，北大俄文系语言与文学并重，并且向文学倾斜，因为它负有培养文学翻译的使命，这与刘锡诚的志向深相契合。他在中学里学的是英文，并无俄语基础，大学四年，他的俄语学得一般。而对于文学，他则抱着浓厚而强烈的兴趣。中学时代，他就读过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望穿秋水》等苏联革命作品，那些作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感召并激励着他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之梦，曹靖华也成为他素所仰慕的人物。进入大学之后，他非但有幸亲炙于曹靖华门下，而且深受其提携奖掖，成为他终生铭记的恩师。
刘锡诚清晰地记得曹靖华给他们讲授苏联文学课程的情形。曹靖华是河南卢氏县人，他讲课时，操着慢斯条理、抑扬顿挫的河南口音，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旅居苏联时与苏联作家亲密接触的经历，给大家展现了苏联文学的宏伟画卷。他讲绥拉菲摩莫维支，讲费定，讲拉甫列尼约夫，讲波列伏依，讲西蒙诺夫……不仅分析文本，还讲这些作家作品之外的故事，讲他与这些作家的交往，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20世纪50年代初，曹靖华的翻译重点转移到了介绍俄罗斯和其他高加索民族的民间文学上，继编译《魔戒指》（三联书店1950年版）之后，又于195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民间故事集》系列：《关于列宁的传说》、《关于斯大林的传说》、《关于夏伯阳的传说及其他》。他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撰文介绍和评论苏联民间文学。对曹靖华素所仰慕的刘锡诚，受其影响，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他找到曹靖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曹靖华对此十分赞同，并亲任他的指导老师，给他开列了中文和俄文的多种参考文献。孰料临近毕业，学校里掀起了反右运动，学业被迫终止。面临毕业，毕业生的工作都由教育部进行分配。一天，曹靖华找刘锡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文联工作，可以介绍他到那里去。刘锡诚欣然答应了，为此，他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于是，1957年的毕业分配中，刘锡诚没有占用教育部的名额，直接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报到了。此后几十年，他的工作几经变动，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新闻工作、翻译工作、文学编辑、文学批评，但最早从事的民间文学研究最终成了他的看家本领。可以说，曹靖华对他的启蒙、引领和影响，在刘锡诚的人生道路和事业选择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他一直心存感念，多次撰文，深情地回忆恩师曹靖华对他的教诲。
魏荒弩同样是一位翻译家和散文家，译有《伊戈尔远征记》、《捷克诗歌选》、《涅克拉索夫诗选》、《俄国诗选》、《涅克拉索夫文集》等多部。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烽火中，魏荒弩奔赴大西南，先在贵阳后在昆明编《枫林文艺》、在重庆编《诗文学》等文艺刊物，组织“诗文学社”，写散文、随笔和诗歌，在文艺界非常活跃。在刘锡诚的印象中，魏荒弩和学生交流很少，总给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一下课那高大的身影便一闪匆匆离去。他是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俄罗斯古语不少，读起来却朗朗上口，声情并茂，讲解精辟，给人以古代英雄壮怀激烈的巨大感染力，以致同学们在课下常常调侃地拖长声调模仿他的朗读。
余振讲授马雅可夫斯基专修课，他教导学生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该如何理解，怎样翻译；在他的课堂上，既有对内容的深刻分析，也有对翻译的具体指导。正是在他们用心血凝成的雨露甘霖的滋养下，五七届学生，三四年级时，就有同学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译作。
除了系内教师，学校还聘请众多在文学和语言学上皆有造诣的苏联专家和苏籍教师，从事俄语教学，如博罗金娜、卡普斯金、克里钦、斯维亚达戈尔，还有苏联文艺学专家柯尔尊等人。他们的讲授和辅导，使刘锡诚对俄苏文学及其文艺理论和批评，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勃夫等批评家，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解，他们的文艺理论，深刻影响了刘锡诚的日后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刘锡诚至今对于别、车、杜的文艺理论仍拳拳服膺，认为很难超越。
时任北大校长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颇有名士之风，毫无校长架子，开口即道“兄弟我”，“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直率”。在教学与科研上，北大仍然多少秉承蔡元培时代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特别是1956年前，容许学生到别的系选课。刘锡诚选了西语系赵萝蕤讲的《西洋文学史》，也选了中文系游国恩讲的《文艺理论》，陈贻欣、褚斌杰等人讲的《中国文学史》，王瑶讲的《中国新文学史》，高名凯讲的《语言学》等。他至今还保存着多本课堂笔记，从首至尾，以潇洒遒劲的行书工整写成。他还听过中文系教授吴组缃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同时开设的打擂台式的《红楼梦》研究讲座，这些先生术有专攻，各有自己的观点，在北大这个小环境里一时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世。北大老师们的讲授和辅导，以及北大的学术氛围，对刘锡诚后来从事文学批评和民间文艺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刘锡诚那一届有70多名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年龄、成分都很复杂。一部分是一路考来的应届生，大部分来自城市，少部分来自农村；还有一部分是调干生，他们或是从部队或工作机关来的，或是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高的知识教养。在这些同学之中，有一位来自广东的姑娘马昌仪，他们分在了一个小班，共同练习口语。马昌仪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神话学家，尤其在《山海经》研究上成就卓著。她沉浸《山海经》研究数十年，所著《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收上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明清古籍中的《山海经》图像1600余幅，并作了精审的图说，是目前收图最全、质量最佳的一部《山海经》图选集，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不断重印。刘锡诚和马昌仪在大学期间确定了恋爱关系，相濡以沫，已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
据马昌仪回忆，她初识刘锡诚时，有三点印象深刻：一是他的衣着，他身上穿的，是家里缝制的粗布衣裳，对襟袄、缅裆裤、圆口布鞋、布袜子，布鞋是用自家染的布做成，已经褪色变白。当时，在偌大的燕园，学生成千上万，有此着装者，只有刘锡诚一人；二是他上晚自习时，手里拄着一根棍。大家开始不知道他患有夜盲病，都觉得非常可笑；三是有一次，一位同学的亲属从香港寄来一盒巧克力，大家都围着观看，从没见过巧克力的刘锡诚亦凑上前来，脱口而出“功克力”，从此，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功克力”。
衣着的寒酸和知识的贫乏，与城市学生与生俱来的差距和隔膜，使从最底层走进北大的刘锡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着深深的自卑。不过，他首先面临的是生计问题，一个月十多元的生活费，家里肯定是拿不出的。幸运地是，他申请到了国家助学金，并且是一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的伙食费，直接交给食堂，外加3元，是平时的零花钱。这十几块钱，足能保障他的生活无虞了，他心里感到很踏实，可以顺利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习了。燕园的食堂给刘锡诚的身体提供了必需的营养，他的夜盲症不经意间消失了，大学四年，他的身高也从刚入学时的1米58窜到了1米76，成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五十余年后，在《岁月风铃》一文中，刘锡诚满怀深情的写道：“岁月苍黄，世事变迁，人情冷暖，但燕园给我的恩惠——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关照、知识的获取，新社会给我提供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条件，是我终生无法忘怀的，没有这些，也许至今我还是一个拖着两通鼻涕的放牛娃！”
在北大，刘锡诚收获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有同学们的爱护和尊重。在大家眼中，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纯朴、憨厚、正直、沉稳、勤奋、好学，是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朋友。他交往最多的，是那些年龄长他数岁，当过兵或有工作阅历的同学，那些人把他引为可以交流的同党。这些同学，有的日后成了知名学者或翻译家，如俄罗斯文学专家陈燊、裴多菲专家的兴万生、东方文学专家张鸿年。有的日后成了社会活动家，如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和电影学院出版社供职的周明。同辈同学中，他的好友，有后来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的王之梁，以及当了北大俄文系的主任，成为知名的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的李明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到北大报道之初，举目四望，竟然发现了一位旧相识，昌潍中学的同班同学、寿光县稻田人董润生，真是让他喜出望外。董润生被中文系录取了。他们二人的家乡相距很近，同样出身农村，在北大学习期间和工作多年之后，他们始终情同兄弟。董润生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自愿投到戏剧家张庚门下，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给张庚当过秘书，研究过黄梅戏，“文革”后一度当过研究生部的主任。不幸的是，董润生在50岁上自杀身亡，过早地告别了人世，这让刘锡诚一直痛惜不已。
刘锡诚的良好品质，很快受到了系里领导层和党组织的关注。1955年，入学一年半之后，刘锡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入党前夕，同班同学刘振伦还在《北大校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为《刘锡诚——群众的好朋友》，足见刘锡诚的受欢迎程度。除了入党，刘锡诚还当上了班干部（党支书记），并被选中成为参加全国学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
大学期间，刘锡诚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发挥，他的文学才华亦有所展示。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知识分子对此政策极为拥护，文化界一时出现了繁荣景象。在此背景下，刘锡诚和刘伦振、杜嘉蓁二位好友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十月文学社”的小社团，并用蜡版刻印的方式编印了两期名为《十月》的文学刊物。
据刘伦振《创造激情的火花——忆油印刊物〈十月〉的诞生》一文所记，刘锡诚、刘伦振和杜嘉蓁三人是“三同”好友，同小班、同宿舍（北大二十四斋的一间陋室）、同吃喝（晚上常往海淀的小饭馆喝馄饨、啃火烧，间或也加上点猪耳朵、猪蹄之类的酱货，小啜几口）。刘振伦机灵聪明，有股子钻劲和闯劲，好写作，从大三起就开始翻译。虽好表现，但待人真诚。杜嘉蓁来自上海滩，家庭颇有来头，有点公子哥的味道，但待人豪爽，绝对讲义气，是北京大学诗社成员，当时就有诗人的美誉。虽然出身迥异，但这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天夜里，这三人在海淀小饭馆里一边吃夜宵，一边谈起了创办刊物的事。经过几次商讨，确立了办刊宗旨：一、刊物定名为《十月》，因为苏联的创建始于十月革命，而共和国的生日也在十月，高举两个十月的旗帜，这表明既要继承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也要成为新中国忠实儿女和有用之材；二、刊物的内容以发表同学们的译作为主，兼收评论文字和系内学术动态；三、刊物由刘锡诚负责印刷出版，由刘伦振和杜嘉蓁负责筹款、组稿和编辑，但实际上有时是一同上马，不分你我，这三人同时刊物的主要负责人，有为难之处时共同设法解决。
擅长书法的刘锡诚题写了刊名“十月”，第一期上有副系主任余振（李毓珍）教授的发刊词，有来访的苏联作家、《真正的人》的作者波列伏依的题词。第二期上有来访的苏联作家、《日日夜夜》的作者西蒙诺夫的题词，还有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时与同学们相聚并合影留念的报道。当时的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成为苏联贵宾访华时的必到之地。学校各大阅览室的期刊架上，《十月》赫然在目，真令三个创办人兴奋不已。
由于毕业在即、功课繁忙，《十月》只出版了两期即告停刊，但在三个创办人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刘锡诚此后进入《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等刊物担任编辑，与此一时期的办报经验不能说没有关系。遗憾地是，他们手头保存的两期《十月》杂志，全都毁于文革，只能作为激扬青春的一种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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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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