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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京王府大街64号，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造的一座六层砖结构的办公楼，俗称文联大楼。在王府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之间，夹着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八面槽大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文艺界名流，如作家邵荃麟、冰心、严文井、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戏剧家田汉、阳翰笙、凤子，音乐家吕骥、孙慎，舞蹈家吴晓邦，文学史家阿英，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曲艺家陶钝……都曾在这里办公，留下了足迹。当时最为权威的文艺报刊，如《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学》等，编辑部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对于全国文艺界人士，尤其是外省的文艺青年们来说，这里绝对是一处令人遐思神往的圣地；在这里，还举行过文艺界许多重大会议和活动，连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执掌文艺界领导大权的周扬，亦常到此处开会讲话，观摩电影，与文艺工作者们同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每出品一部新的电影，都是先在文联大楼的小礼堂里放映，然后再公映。许多与文艺界认识、有着私交的国家领导人常常来这里看电影，有时结束放映，礼堂的灯亮了，突然发现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先念等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悄无声息地坐在前面。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更是令人称道。小型聚会，朋友见面，接待来访，一般都是借重这块宝地。茶座环境优雅，有茶水，有糖果，而来此的人，既有著名作家、艺术家，也有普通投稿者。因而，这座浸染着浓浓的书香的火柴盒式的楼房，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象征和标志，不仅在首都北京的名气很响亮，即使在北京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抹不掉的一笔。
1957年9月4日，刘锡诚第一次踏进中国文联大楼的门洞，到在二楼办公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报到，自此进入中国文艺界的核心，接触到了众多最为知名的文化人物，成为文艺界的一员，也被裹挟进了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报到当天，经过小礼堂的大门口时，刘锡诚听到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声讨声。当年的6月初至9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了25次扩大会议，那次是最后一次。在会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李又然、白朗等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严厉批判。9月16、17日，在近旁的首都剧场里又连续召开了两次更大规模的批判会，刘锡诚等在文联大楼里上班的作协以外的文艺界人员，也被通知参会。于是，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成为刘锡诚进入文联大楼上的第一课。丁玲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从此文联大楼里少了她的身影。刘锡诚再次见到丁玲，已是22年以后，他在作协所属《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了。
刘锡诚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理事长是郭沫若，副理事长是老舍和钟敬文。他们并不坐班，只是开会时才露下面，会务由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主持。刘锡诚第一次见到钟敬文，是在批判其右派言行的会上，时为1957年11月9日，会议持续了三天。钟敬文是无党派人士，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给党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中了“引蛇出洞”之计。然而批判会的重点，却是批判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如何向协会的党员领导人夺权的问题。钟敬文总是埋着头，听任那些在文艺界稍有点头脸的人物和北师大来的学生们对他的批判和诃斥。这个在30年代起就被认为是左派文化人士的大学教授，甚至在40年代曾因思想左倾被中山大学解聘，一下子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导致大批知识分子挨整，离开了教育、科研、新闻等岗位。1962年一二月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迫于“大跃进”后出现的大饥荒，进行了政策调整，一时政治形势趋于缓和。同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及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在羊城宾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批评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此后，陈毅又向会议代表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于是，在1963年，刘锡诚在人民剧场见到了已经摘掉右派帽子后的钟敬文，他是应邀来看乐亭皮影戏的。80年代以后，刘锡诚与钟敬文的交往多了起来，在原始艺术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上，深得钟敬文的支持和指点，这是后话了。
在民研会里，汪曾祺是对刘锡诚影响较大的一个。其时，汪曾祺是《民间文学》杂志的负责人，相当于编辑部主任，刘锡诚是他的手下。在那之前，刘锡诚已对汪曾祺有所了解，知道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不少文学作品。全国解放后，汪曾祺就职于北京市文联，一面编《北京文艺》、《说说唱唱》，一面写作，其出众的文学才华，在北京文坛上得到公认的。令刘锡诚感到钦佩的是，年仅37岁的汪曾祺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手行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他写完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废稿便堆积如小山。刘锡诚开始对汪曾祺在写作上的这种锐意磨练很不理解，后来他领悟到，汪曾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文学巨擘，除了其过人的才华，还与当年孜孜不倦的刻苦锤炼是分不开的。那时，汪曾祺既写作民间文学论文，也写作散文随笔，正是后一类文章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他谈吐幽默，用“抽烟看云”和“铜绿气”一类的诙谐语汇，讽刺单位里个别共产党员，因而受到严厉批判。在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时，他被补成右派，并立即被遣送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底，汪曾祺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80年代初，汪曾祺进入创作旺盛期，《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及一系列散文随笔陆续发表，声誉雀起，奠定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刘锡诚和汪曾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文革以后，他们多有接触，汪曾祺总把刘锡诚当作老部下和小弟弟看待，关心着他的生活和事业。就在汪曾祺去世前十几天，他们受世人孙静轩的邀请，还一同乘坐飞机到成都，又转到宜宾，在四川参加了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
研究会的秘书长是著名街头诗人林山。他1930年入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桂林、苏北新四军等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林山以倡导“街头诗”和题为《新的土地》的诗集知名于延安文坛。在刘锡诚眼中，林山平易近人，上班穿着拖鞋，完全没有出身延安的其他干部的矜持和威严。在领导民研会期间，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林山组织和出版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莫大贡献。1962年反右倾运动中，林山被批判并解职，后回原籍汕头，终老于斯。
这一时期，刘锡诚接触较多的，还有他的顶头上司、研究部副主任路工。路工年轻时喜欢写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出版《毛泽东号》、《中国人民大合唱》等五本诗集。1950年秋，中国仿效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成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由丁玲主持。研究所的师资阵容豪华，如郑振泽讲授文学史，游国恩讲《楚辞》，陈荒煤讲电影创作，冯雪峰讲鲁迅的小说，孙伏园讲鲁迅生平，曹禺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张光年讲《大雷雨》等。路工亦调入中央文学研究所，讲授古典文学。他之前就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藏书大家，常跑到郑振铎家里，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知识。琉璃厂、东安市场等古旧书店，是他时常涉足的地方。买书、藏书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1957至1959年间，刘锡诚曾两次跟随路工到江浙和福建的一些地方去访书、买书，走遍了苏州、常熟、昆山、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地的大小书店，买到了大量古旧书籍。路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访书见闻录”，同名著作于1985年结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他发现和购买了许多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和手抄的歌本唱本，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丰富了他的私人藏书。后来，路工编纂出版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明清民歌选》、《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明清平话小说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等。
跟随路工访书，使初出茅庐的刘锡诚眼界大开，不惟增广见闻，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和研究室里无法学到的知识，还结识了不少文化人物，如江苏省文化厅长周邨、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姜彬、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以及当时已经成名、后来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的魏同贤等。刘锡诚同样也买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书，1958年11月26日，在上海襄阳南路91号合作旧书店里，他突然发现了一本恩师曹靖华早年翻译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乃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64开精装特印插图本，当年只印制了500册，刘锡诚买到的这一册，编号为“第490册”。
（文章来源：《传记文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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