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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大学生刘锡诚（1953—1957）
背景：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刘锡诚浸染于苏俄文学批评理论中，同时选修了中文系王瑶、陈贻焮、高名凯、何其芳等老师开设的课程。系主任曹靖华在学术道路和就业单位选择上给予了他很大影响。
（一）北大俄文系与曹靖华老师
王：您读的是苏俄文学系？
刘：我报考的第一志愿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但是没有考取，录取到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俄文当时在全国是一个热门学科，曹靖华是我们的系主任。他是五四后未名社的主要作家、翻译家。他在未名社时就出过《烟袋》《第四十一》。
王：《第四十一》非常知名。
刘：这我要说说。我在民研会工作的时候，曾跟随访书家路工先生去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旧书店、旧书摊去逛，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襄阳路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出版公司1937年出版的小64开硬皮的《第四十一》。拉甫列涅夫著的这本“特印插图本”的书，当时只印刷了500本，我买的这本编号为490号。当时我的工资只有46块钱哪，我买回了这本书。一直珍藏着，现在也不知道哪去了。
王：看来您对曹靖华老师比较崇敬。
刘：曹靖华创办了北大俄文系，跟外语学院不一样，北大俄文系重视文学教育，外语学院培养口译人才，北大俄文系是培养语言文学的，也聘请了苏联的专家，我在这个地方接触了苏俄文学和苏联文学，读了不少书。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大批评家。这是我后来走文学道路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点。
王：曹靖华老师和民间文学有什么渊源吗？
刘：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曹靖华就翻译了很多苏联的民间故事！曾经翻译了有名的《魔戒指》，在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中人人皆知！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编的第一本书《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月版）就选了曹靖华写的《〈魔戒指〉序》，作为培养民间文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材料。曹靖华还编过《列宁的传说》《斯大林的传说》《夏伯阳的传说》……介绍苏联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理论方面，应该讲，他是先行者。钟敬文也把他算作重要的民间文学理论家之一。
王：那时他重点翻译了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
刘：对。民研会成立初期，在理论上我们借鉴的不是西方，而是苏联。苏联的理论对我们那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苏联的诗学理论，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曹靖华老师对我非常有影响，我选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民间文学。他推荐给我十几本参考书，这些书的图片在《文汇报》上都发过。文学评论家朱寨看了以后专门在报纸上批字，批了一大通，寄给我，说这些东西很有价值。
王：这些经历对您毕业分配工作有相当的影响吧？
刘：恩。北大毕业时，我是唯一参加分配组工作的学生干部，我没有占用教育部分配的名额，是曹靖华直接把我送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来。我走向文学的道路，后来走向民间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曹靖华老师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诲。
（二）北大中文系的明星闪耀
王：北大还留给您哪些回忆和财富？
刘：北大俄文系除了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以外，我们还有很多选修课，我们都选修西语系的西洋文学史。我还选中文系的课程，跟中文系的同学同一班上课，中文系开的文学理论（杨晦）、中国文学史（陈贻焮）、中国新文学史（王瑶）、语言学（高名凯）我们同一班听讲。我们跟中文系同学的区别在于他们要背书、背作品，我们选修的不用背。但我的笔记本上都有当时抄的诗词，听得很认真。王瑶的新文学史我是从头到尾听的。我们班的男同学与中文系同年级的同学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同一层，大家朝夕相处，大都熟悉，其中也有我中学的同学、毕业后当了戏剧家张庚秘书的董润生。
中文系当时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正常的讲课之外，还邀请外面的人去讲学。比如《红楼梦》，他们就邀请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和本系的吴组缃教授同时讲授，打擂台式的方法，讲授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对我们学生来讲，无疑在思想上产生很大的启发。
由于何其芳的爱人牟决鸣（延安鲁艺出身）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我跟何其芳比较熟悉。在建国初期50、60年代，文艺批评家中，除了周扬和冯雪峰这样老牌的革命文艺家以外，还公认有三大批评家：何其芳、张光年与林默涵。当时何其芳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整理者注），所长是郑振铎。1958年，在批判风潮中，我就参加过北大文学所批判郑振铎的会议，郑振铎出国参加会议请假，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逝世。1959年，苏联青年汉学家李福亲（清）自费来华访问，何其芳就叫我去见面，并要我陪同李福亲到故宫、前门、天桥、大栅栏、颐和园等地参观游览。“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我爱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工作，我也曾由文化部干校转到学部河南罗山、息县干校劳动，与何其芳一块在后勤班里干活，他养猪，我种菜，一起劳动了两年。
吴组缃在中文系开的课，我们外系学生也去旁听。后来，1989年4月，我被选为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会长，1998年1月（？）下台，我和王文宝去拜见吴老师，请他出来担任会长这个职务，并将学会的挂靠单位从社科院文学所改为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您简直是半个中文系出身。
刘：是啊，当时我名义上是学外语的，但实际上我搞的都是文学。出来以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了几年，“文革”后，从“五七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做过翻译、编辑、记者。我越来越感到作新闻工作政治性太强，不适应，所以要求回到文艺界，先是到了《人民文学》（1976），继而在《文艺报》（1978）。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像王瑶，都是我在《文艺报》时的作者。向王瑶老师约稿的那次，还有一个文坛故事呢。
王：哇，请您给我们讲讲。
刘：1978年2月13日，我接到主编张光年转来李何林先生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严文井并转张光年的。信中对《人民文学》第1期的“本刊记者”报道中引述他在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有意见，说刊物歪曲了他对“两个口号”问题的看法，他没有说过“国防文学”起过团结作家抗日的作用。他还随信附来打印的《两点声明》，同时将其散发给了有关人士。
（20世纪）30年代文艺问题是批判“四人帮”在文艺上的阴谋的一个重点，因为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里把17年“文艺黑线”与30年代文艺联系起来，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而恰恰在30年代问题上，特别是在国防文学问题上，学术界原本就存在着分歧的意见。李何林对周扬等，一向是持批评或否定态度的。但他在“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大会上发言时，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宽容的说法。他说：“关于国防文学，‘四人帮’把它污蔑成卖国文艺。鲁迅对这个口号虽有过批评，但并没有全盘否定，鲁迅认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国防文学作为应变口号，是可以存在的。他说，国防文学口号是有缺点的，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但它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团结文学界共同抗日的作用。”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30年代文艺的争论。
《人民文学》编辑部决定约请沙汀、王瑶就30年代文艺问题写文章，由我去向他们组稿。王瑶老师给我的回信，至今我还珍藏着。他的信里说：
锡诚同志：您好！兹有一事相烦，最近我已被借调至文研所工作（编制仍在北大），鲁研室工作已经结束，前承寄赠之《人民文学》，望能将地址改为“北京大学镜春园七十六号”敝寓，以免展转之烦。专此敬布谢忱，即颂 时绥 王瑶（1979年）五月廿五日
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
王：哦，原来是这样。那您俄文学得还好吗？
刘：俄文…学的凑合吧，学是正式学的，但兴趣不是在这里。我们那个时代，苏联和苏联文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介绍他们的东西很多，我也翻译过一些东西，包括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多通过俄语。你不能不承认他们走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的教条主义我们也接受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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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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