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果县民俗影像记录与影像记录伦理探讨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出台,学界开始了新一轮对田野伦理的讨论。
田野经历往往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课程讲授中最动人的篇章。笔者曾被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的遇险、杨成志在西南彝族地区调查的历险等经历所打动,深知民间文化学者都有着赤诚而勇敢的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关注如何让社区真正成为文化的自主者。然而,陈泳超和施爱东在田野伦理的讨论中,从学者的本位出发,提出“无害即道德”的观点,或强调“学者是田野中的弱势群体”。
笔者对师公面具艺术影像记录的经历也感触颇深:信仰民俗调查,融洽氛围下的民俗影像记录是彼此的福分。融洽的气氛是学者田野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场景可遇却难求。笔者曾两次对广西灵山县某个村的“跳岭头”活动进行调查,在2015年和2016年某村的“岭头节”中,笔者都与村人同吃、同住、同过节,但对搜集师公唱本及求证仪式的解释的调查,几乎是一无所获。在2016年对另外一个村的“跳庙”活动中,师公则主动地把唱本一揽子地拿给我拍摄,让我们感动不已。反观平果县拍摄、调查的经历,可为民俗影像记录者提供一个田野伦理典范。
师公面具艺术的拍摄,不仅需要师公的配合,还要征得主家同意。调查者除了要承受舟车劳顿之苦,还要形成合力。成员既要能吃苦耐劳,还要克服对丧场的害怕与恐惧。
所幸的是,以上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这些成就了一次融洽的合作。韦锦利身兼师公、广西古籍办调查员、师公文化馆馆长等多重角色。他有极强的师公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学者的访谈,一向耐心、积极地配合。这得益于他过人的天赋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还得益于平果县政府、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对师公文化的支持。韦锦利与主家有效的沟通,主家积极的配合,让我们有全面进行观察、记录的机会。韦锦利还把仪式过程写出来,通过网络传递,使视频的文字解释做到准确、完整。我们有结构合理且富有朝气的团队。项目的主持者有较丰富的田野经验和较强的学术操练,技术总负责人是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的实验师,他曾参与编辑、制作多部电视剧和纪录片。四个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其中三个参加了第二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培训活动,既有民俗学知识,也有一定的民俗影像拍摄基础。四个在校本科生年富力强,夜半拍摄工作大多由他们轮值。出于对民俗的热爱,我们团队用热情投入来抵御丧场的悲伤气氛。
此后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二十多人庞大队伍能在平果县顺利地进行师公文化的调查,正是这一次融洽合作的延续。
今天的田野调查比费孝通等前辈当时的条件已大大改善,但只要进入田野,风险就无所不在。以师公面具艺术记录的经历为鉴,民俗影像记录者要有大心脏,还要有风险预防意识。
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记录,作为较大规模的团队活动,是一次惊险的田野经历!我们没有买出行保险,这差点成了巨大的遗憾。田野的风险无处不在,贵重器材的使用与保管,随时都有可能出差错。这次田野实践,两台DV中途罢工还属于小意外,一个单反镜头不小心被摔坏,也只是一个小损失。更让笔者倒吸一口冷气的是人身安全方面的历险。继丧场仪式的拍摄之后,部分成员到壮族师公文化馆进行拍摄、调查。一天晚饭后,韦锦利师公派电动三轮车送我们回住处(在另一个镇上的旅馆)。由于路况不好,剧烈的颠簸,半路上电动车前轮被轮盖卡着,车走不动。车上留有两位女同学,另外几个人下车把轮盖撬起,由于没关电源,电动车在无人驾驶情况下向前跑,此时有三人挨着车身,随时有被后轮碾压的危险。幸好他们都抓着车前行,一人及时地刹住了车。我们的经历有惊无险,但对于民俗研究者而言,任何一次田野都充满着危险。笔者曾听到身边学者、师长们一次次难忘的田野经历,一些难以挽回的惨痛经历往往不堪回首、多年后仍让人的心情难以平复。作为新兴的影像民俗学,学者们面对的挑战只会更多。
当然,田野调查中融洽的合作,更值得总结。每一次成功的调查,都可对教科书的金科玉律做出修正与补充。时代条件的变化、调查对象的情况和自身的准备等等,都是造就顺利调查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合可谓田野伦理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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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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