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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的兴起得益于民间故事的讲唱活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论述小说的起源时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了劳苦，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34]赵景深先生则说得更为具体：“在宋以前，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虽然也隶属小说的范畴，而由于是文言写的，不免在各方面都要受到条件的制约。宋人用白话讲唱，对文学说来乃是一大解放。由于白话更接近自然地表现生活，有条件充分地表情达意，在篇幅上也冲破了文言的藩篱，可以自由自在、淋漓尽致地运用活的语言刻划人物、摹写事件、抒发感慨、表现景物、描绘声态。而这种细致讲唱表演在时间上的延续，导致了章回小说的形成。后来小说中套用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从白话讲唱脱胎而来的。”[35]
罗贯中、施耐庵等人的小说，均可谓是民间故事的再创作。很明显，它们不仅取材于民间故事，就是语言形式、表现手法上也都和当时的民间说唱故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话本小说在宋元时期，一直是作为说话人的底本流传的这一点，可以从现存材料中找到证据。以冯梦龙收入‘三言’的话本小说而论，创作时间历时在五六百年之间，大部分小说在民间有漫长的流传过程，应属世代累积型的作品。”[36]施耐庵《水浒传》在世代流传的过程中，也融会了许多话本的材料。“《水浒》故事，最初当是由书会以某一人为主人翁写成的一回或多回而流传出去的话本。”[37]清朝作家运用民间故事来创作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蒲松龄的《聊斋》就是民间故事的作家化，《镜花缘》、《官场现形记》等都汲取过民间故事的养料。
为何民间故事能够成为一些古代小说创作的源泉呢？在20世纪，还未有学者对此问题做过专门的讨论。其实，这是由民间故事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一个故事并不专属于某种民间艺术形式，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可能表演同一个民间故事。因此，故事是超越民间体裁的，成为其他民间叙事体裁的源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同一空间里可能建构同一故事的共同体。“尤其在说唱艺人在自编故事文本的同时一边演唱的场合，他们幼时听来的讲故事的叙述方法就成了其‘说’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讲故事实际上是维系说唱曲艺传承的基础体裁。”[38]
那么，文人是如何在创作中利用和改造民间故事的呢？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发表了《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关系》一文，[39]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该文的中心论点是“是作家利用民间故事，而非民间故事从书演变而来”。作者比较了《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故事与民间流行的同类故事的异同，发现文人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改写民间故事：一是将“古时”、“很久很久以前”的民间故事开头改写为具体的年代；二是为不确定的民间故事发生地提供确定的地点；三是给民间故事无名无姓的人物配上具体的名字。这些，都是为了增强故事叙事的真实性。叙述就是“讲故事”，是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一系列事件，“包含一个具有稳定连续结构的情节，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为标志。”[21]民间故事的这种叙述结构为小说叙事提供了原始雏形和基本参照。
四、理解民间故事的生活功能
民间故事的现实意义主要不在于学术方面，而是生活本身。首先，民间故事具有张扬民间诙谐与狂欢的价值。周作人下面的这段话，堪称中国式的巴赫金（Bakhtin）狂欢话语的经典：
至于我写这篇的原因，十分之一由于想供传说学的资料，十分之二由于觉得很是好玩，十分之三由于想不再讲俏皮话，以免招怨，十分之四——最重要的是怕得罪了人，法厅追问时，被报馆送了出去，虽然是用着别号或匿名。因此我就找到这个讲不负责任的笑话方法，倒是十分合式的一种办法。中国反正是一团糟，我们犯不着为了几句空话被老头子小伙子（他们原是一伙儿）受恨，上区成讼；我们倘被通缉，又没有名流代为缓颊，真是“火筒里煨鳗”了。——啊，“旧性不改，依旧落海”，又要说出不相干的话了，赶快停笔还是讲徐文长的故事罢。[19]
文中尽管没有使用狂欢和诙谐的词语，但字里行间洋溢出插科打诨、反传统和颠覆权威的巴赫金气质。周作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民间故事是相对自由的安全的文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内容，诸如与现实社会主调格格不入的“黄”色故事，政治讽喻等不能进入当下社会主流话语，却可以通过民间的口吻堂而皇之地叙说出来。依据俄国思想大师巴赫金意思，充分利用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和形象体系的权利和自由，对现实社会实行狂欢式的惩治，不失为一种机智的自我保护手段。徐文长与周作人的机智面对残酷的现实达成了合谋，取得了民间狂欢的胜利。当时的学者能够从这一层面，体悟和认识到民间故事的生活与政治意义，那是在用中国最地道的学术风格和气派迎接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诞生。其次，民众讲故事活动的展开除了欢愉心身、传承历史记忆之外，还有具体的现实功利目的。胡适就举例说：“小孩睡在睡篮里哭，……母亲要说个故事哄他不吵”。[40]谈到民间故事的现实功能时，故事学家们往往从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找到依据，恩格斯说：“当他辛苦地做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来疲惫不堪的时候，娱乐他，恢复他的精神，使他忘掉沉重的劳动，把他那贫瘠沙砾的田地变为芬芳的花园。”[41]民众的生活是离不开民间故事的，故事可以排解痛苦，可以增添和传播快乐。《中国民间故事选》（二集）序言有一段话讲到“对于劳动人民，闲暇时讲民间故事，一般是为了娱乐，有时也是为了教育人才讲的；而娱乐之中自然也就起了教育作用，培养人的高尚情趣，或者竟使人笑破肚皮，有益于休息。说民间故事是一种娱乐品……这并不会因而降低文艺的武器的作用。一般文艺作品都具有消愁解闷、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正是文艺作品的特点；民间故事似乎尤其是这样。”[42]这说明民间故事释放出来的生活意义既是日常的，又是神奇的。这一认识与西方学者不谋而合。麦克斯·吕蒂说：“它（按指民间故事）使我们心旷神怡、精神振奋。因此，我们相信德国北部一位女故事家所说的，在医院里讲述童话故事对于病人来说有可能是一剂灵丹妙药。它能使病人得到安慰和治愈。”[43]中国的学者尽管没有对民间故事在人的身心方面所产生的具体功效提供实验性论证，但都不否认民间故事能够给予人们的心理期待和精神满足。
在20世纪的中国，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集莫过于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这本不朽的故事集不仅给无数的中国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而且使中国读者深深的体悟到故事的生命真谛。故事学家们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命题：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不能缺少故事？《一千零一夜》告诉读者：从人最终的命运来看，“故事等于生命，没有故事便是死亡。”这本故事集的起因是暴虐的国王山鲁亚尔每天娶一个王后，第二天即杀死。宰相聪明的女儿山鲁佐德为其他女子免遭厄运，自愿嫁给国王。第一夜她给国王讲故事，引国王发生兴趣，没有杀害她。此后她夜夜给国王讲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最后国王悔悟，和山鲁佐德白头偕老。《一千零一夜》除了山鲁佐德讲故事这一线索贯穿始终外，故事中的一些人物也讲故事，形成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它用无穷无尽的故事赞美了故事本身，赞美了讲故事的人。将这部百科全书般的故事集译成中文的纳训先生在“译后记”中提到，伏尔泰说，读了《一千零一夜》四遍以后，算是尝到了故事体文学作品的滋味。[44]
第三，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各有侧重。诸如“灰姑娘”型故事，似乎在向人们宣传善恶各得其报的道德准则;女主人公因受虐待而得到动物或好心人的帮助，使她摆脱艰难的处境，最终获得幸福;后母因肆意虐待女主人公而受到惩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教育功能，这是此型故事得以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45]罗永麟专门就机智人物故事的功能显现做了概括：机智人物故事的社会意义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的意义主要表现了丰富的民间文化内涵，和阶级社会人民群众与敌对阶级长期斗争的历史。现实的意义，就在于表现了机智人物的惩恶扬善，正气凛然；扶弱济贫，发扬人道；排难解纷，助人为乐；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因此这些故事虽然是历史的遗迹，但是有些现象至今仍常出现于现实生活中，可供借鉴，发人深省，对于促进社会风气改革，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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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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