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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人质疑童话对儿童的正面影响，认为在儿童还难以分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的时候，向他们灌输精怪魔鬼故事，以及能够张口说话的动物故事，可能导致孩子们异想天开，陷入漫无边际的幻想，进而心身受到戕害。[11]针对此言论，郑振铎和周作人都写了专文回应，指出超现实的幻想正满足了儿童的心理需求，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展开想象的翅膀。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是植物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12]稍后，严既澄发表了《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一文，[13]结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借助进化论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了童话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一文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故事学论文之一，其影响一直持续到30年代。30年代初，围绕“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将十年前的《儿童的文学》作为立论的依据。针对周作人所说的提供给儿童“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的故事，“正是当然的事”的观点，一些学者进行了内容比较具体的对话。代表性的成果有吴研因的《致儿童文学社社员讨论儿童读物的一封信——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14]尚仲衣的《再论儿童读物——附答吴研因先生》、[15]吴研因的《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16]陈鹤琴的《“鸟言兽语的读物”应当打破吗》[15]等。讨论的范围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故事学的领域，而“鸟言兽语”则是地道的民间故事话语。
由于童话与儿童教育直接关联，其所建构的是一个虚幻的超自然的世界，而非现实的自然的世界，是否应该让儿童在这虚幻的超自然的世界遨游，争论一直持续到30年代。1931年4月，上海召开了中华儿童教育社年会，儿童教育专家尚仲衣做了题为《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的发言，强调“教育者的责任在使儿童对于自然势力及社会现象，有真实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儿童在第一步与自然接触时，教育者除非另外有充分的理由，不应给儿童以违背自然的材料。”[17]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儿童们的精神生活是都在这个同样的奇怪时代，他们深信这世界的周围有生命在跳跃，住居着的都是具有美丽的姿态而又很有力量的超人，可以说所有的儿童们都是诗人，……故事供给着想象，是游戏一部分的灵魂。”[7]5-6民间故事给儿童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想象的世界，大大强化了他们的想象力。
在当时，还有另一场争论，就是谈及中国神话何以“仅存零星者”时，有学者归咎于中国人缺乏想象力，于是引发了争执。如果强迫儿童远离童话，可以肯定就是在扼杀他们的想象力了。既然童话肩负着儿童教育的神圣使命，那么，一味向儿童灌输虚幻的遥远的童话故事似乎不合时宜。于是，有的学者试图改变传统童话的发展方向，给童话文体注入切近现实的新鲜血液，创立了“新兴童话”的概念。1933年，陈济成、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研究》一书中说：古老的童话，特别是民族的童话，它们在儿童文学中已被时间的巨轮淘汰了！自然，以神仙与幻想为骨干的童话，用来哺乳在暴风雨前夜的新时代儿童，实在太不相宜。不过，这仅是童话的内容问题，无碍乎童话整个生命。换一句话说：新兴童话，依然可以雄踞在儿童文学之宫的。但它的簇新的内容，已记取现代社会的一切现象与事物为背景：就是在形式上，也已焕然一新，不再如先前的“从前有一个国王”“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三个公主”了。[18]58
在当时，这种体现为现实性教育功能的新兴童话并没有流行开来，只是停留于理念的层面，尚未真正付诸于实践。学者们认为，任何一种流行的文学文体都应该切合社会现实生活，这样才能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一呼吁尽管没有真正形成新兴童话文体，但在30年后，却直接催生了“新故事”文体，“新故事”文体与一直处于摇篮中的新兴童话一脉相承。
“歌谣”是民间文学中最“雅”的文类了，而有些民间故事则不同，完全以粗俗的面目展现出来。这是否会削弱民间故事的教育意义呢？周作人对此作了精辟的回答：“有些道学家及教育家或者要对我‘蹙頞’，以为这些故事（按指徐文长的故事）都很粗俗，而且有地方又有点不雅。这个批评未必是不中肯綮，不过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他们的是所谓拉勃来派的（Rabelaisian），这是我所以觉得还有价值的地方。”[19]民间故事即便粗俗，也是朴素的、本质的，与儿童的天真与单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民间故事被带入学术殿堂
关于民间故事的学术价值，则有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来探讨的。许地山是如此阐述的：“庸俗的故事，即是野语，在文化的各时期都可以产生出来。它虽然是为娱乐而说，可是那率直的内容很有历史的价值存在。我们从它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思想和习惯。它是一段一段的人间社会史。研究民间故事的分布和类别，在社会人类学中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因为那些故事的内容与体例，不但是受过环境的陶冶，并且带着浓厚的民族色彩。”[20]当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作为娱乐的民间故事，其社会功能绝不仅仅是娱乐的。
“叙事”又称“叙述”，英文翻译为“narrative”一词。叙事问题是当代人文学科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的核心。因为所有的学科门类都需要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是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一系列事件，“包含一个具有稳定连续结构的情节，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为标志。”[21]那么，经过叙事处理或说故事化了的历史、宗教伦理、科学观念会产生什么变化呢？在故事的语境中，历史记载、宗教伦理和科学观念是如何变得容易接受，从而进入民众乃至儿童的生活视域？这应该是后现代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在讨论故事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故事本身的魅力激发了他们思维的超前意识。张圣瑜说：“故事对于历史记载可使之通俗化，于宗教伦理可使理想化，于科学观念可使浅易化。故历来宣传史事，宗教，科学知识于常人或儿童者，除原有自古流传外，复以故事体作品述之。有历史故事Story，神仙故事Fairy Tale，奇怪故事Wonder Tale，科学故事Scientific Story，天然故事Natury Story等，是皆出之富有兴趣之记述，以投儿童爱好兴趣之心理。其功效较之全以知识科学教授之为大。”[22]陈济成、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研究》一书中，亦将故事分为8种类型，[18]69-70与现在将故事分为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幻想故事、童话故事的分类体系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故事似乎可以进入一切学科、知识体系和社会领域，叙事无所不在。所有意识形态都可以实施情节化处理，“其功效较之全以知识科学教授之为大”。“讲故事的艺术越是排除了分析与解释，就越能够持久地留在听众的记忆里，故事就越能彻底地融入听众自己的经验中，就越想把它转述给别人。”[23]这便是民间故事的魅力和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西方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叙事学才传入中国，可张圣瑜、陈伯吹之流关于故事学的论述，揭示了故事所具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叙事特征，已经呈现鲜明的中国叙事学的端倪。谁也不会否认，民间故事具有认识价值。有些认识价值处于故事的表层，极易被领略，而有些则处于故事的深层结构之中，需要解读和分析。在20世纪，这方面的故事学论文似乎更具有学术深度，它们能够揭示出一般听者难以获取的认识意义。譬如，有学者这样写道：在一些民间故事中，出现一类奇怪的主题：女子杀父，或杀其他对她与情人的爱情构成威胁的异性长者。这里反映的完全是一种心理的象征，表明了原始人的一种独特的成年观念：女子在心目中用丈夫的形象取代父亲的形象，由恋父而恋夫，用一种精神的调节力量“杀”死父亲这一自己童年期的偶像，这是女子成年的心灵标志。原始人把这种情结看成是女子成年心理正常发育的结果。[24]且不说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但这一结论的得出运用了精神分析法及历史学方法则是毫无疑问的。《脱衣主题与成年仪式》这类论文以视角之独特、分析之透辟、结论之新颖而吸引读者的眼球，也为同行所普遍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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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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