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研究

 

 

　　文化生态向个体文化经验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蜡染艺人的身份仅是文化生态在个体身上的投射。虽然蜡染艺人主要的生产实践都是文化生态作用下的产物，但是蜡染艺人依然存在自身的能动性，具备实现文化变迁的可能性。换而言之，蜡染艺人在身份建构基础上开展的生产实践既是对当地蜡染基本规范的遵循，也会在此基础上，做出生产上的变革，最终引起文化生态的动态变迁。

 

　　正如上文所言，蜡染艺人在接受了依靠制作和销售蜡染来谋生的人的身份之后，就意味着要接受消费者对布依族蜡染产品的要求。而当地民众对蜡染的产品的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常严格：首先，蜡染的图案是不能随意变动的。蜡染的白裙子与红裙子的图案，各个图形之间的构架关系都是有基本要求的，只是在个别细节上有所余地，如圆圈数量、涡纹数量等。如果在图案上违反惯例，那么就很那卖上好价钱，甚至卖不出去。其次，蜡染的质量上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布染得不黑，当地称“黑红黑红”的，那么也卖不上好价钱；再次，蜡染原料上也有要求，各种不同的蜡染对布有不同的要求，布选择不对，购买者稍微检查下就能发现，也难以卖上好价钱。也正因此，蜡染艺人为了赚钱，这几方面的要求从不敢有意违背，这也保证了布依族蜡染技艺地稳定性。

 

　　但是，蜡染艺人在生产实践中也是有能动空间的。以蜡染袖子为例，蜡染袖子主要由两种图案构成，主体部分都是水涡纹构成的图案，而袖子边缘则存在差异，一种是以小涡纹排列，另一种则是以点点为形。袖子边缘的图案在习惯上是可以变动的。其中一种花纹就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这一突破是石头寨的WQT创造的。她是扁担山画蜡染袖子最好的艺人之一。她讲，她当时觉得传统袖子周边的图案太难看了，她就用水涡纹设计了新的图案。没想到，在大抵拱销售后，非常好卖，当地民众不但不抗拒，还非常喜欢。之后，越来越多的画袖子的艺人来到她家，向她讨教画法。从此，蜡染袖子的边缘图案就发生了变革。

 

　　通过这一案例不难发现，WQT的创造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在传统规范的范围之内做出的生产变革。这一变革并未影响布依族蜡染在民间信仰、生命礼仪和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功能，也未扰乱区域内的文化秩序。但是，确实引发了布依族蜡染规范方面的变革，可以称得上布依族蜡染文化生态的变迁。这都源于蜡染艺人对身份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实践。因此，蜡染的艺人的身份建构及其生产实践是文化生态与传统手工艺变迁的重要动力。

 

 

　　通过布依族蜡染的文化生态及其作用过程分析，我们发现，在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生态之间应该是由手工艺人的个体身份实践作为介质的。缺少对个体身份实践的关怀，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可能存在潜在的实践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实践风险包含两个方面：本真性风险和过程风险。

 

　　首先，本真性风险。通过布依族蜡染的文化再生产，不难发现，个体文化实践是手工艺文化生态动态性的内在动力。因此，如若忽视个体文化实践，那么我们可能会以静态的眼光观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片面地以历史某一时刻、某一区域的文化生态作为传统手工艺的原生态，进而加以恢复和保护。这实则是在重新编织传统手工艺的本真性，它忽视了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的实际，更忽视文化生态演变的内在机制。

 

　　其次，过程风险。布依族蜡染文化生态个案向我们呈现了文化生态作用于传统手工艺的具体过程。蜡染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之网，依赖于民众的互动与交流，才得以客观化并成为集体共享的地方性知识。在互动中，蜡染艺人得以在文化生态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及相应的行动模式，换句话说，蜡染艺人的身份得以建构，并控制他们的生产行为。如若忽视个体文化实践，在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中，我们就可能片面地强调诸多文化要素的保护，反而缺少对这些措施对传统手工艺保护实际影响过程的评估，从而使传统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的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以上两个潜在风险，我们再次回到前文中高丙中的话题。的确，引入个体的身份实践，在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生态之间建立起有效衔接是有必要的，那么如何落到“人”身上呢？

 

　　根据布依族蜡染艺人与文化生态的案例，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对文化生态的理念做出反思：首先，文化生态是文化同一性与行动多样性的统一。以往我们虽然充分关注了作为同一性的文化生态，但忽视了手工艺人在其中生产活动的多样性。布依族蜡染的生产活动说明，手工艺人在同一性的文化环境中养成艺人身份，其行动体现着共享的地方性知识。与此同时，他们相应的身份实践又都保留着自己的能动性，也正是在这些能动性中蕴含着文化生态变迁的潜力。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包容地看待手工艺人的创新行为，它是手工艺文化生态的重要动力，并不是违背文化生态规则的忤逆行为。其次，文化生态是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必须承认，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手工艺人根据社会文化情境的身份做出的即兴行为也在时刻改变着文化生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寻找虚幻的本真的文化生态，相反，应以此时此地的文化生态为基础开展动态的文化生态保护行动更为实际。再次，将“心态”与文化生态结合。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不仅仅应注重保护其他文化要素，也值得注重对人群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布依族案例中，手工艺人对艺人身份的建构就是这种心态秩序的具体体现。只有手工艺人心态秩序得以稳定，手工艺的文化生态才得以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文化生态理念基础上，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践也会有新的解读：手工艺的文化生态保护策略应以手工艺人的实践为中心。虽然当前的文化生态保护也在着力保护传承人，但是资金支持等方式是否达到了保护与传承手工艺的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正如布依族蜡染文化生态与手工艺人相互作用过程所示，文化生态对手工艺的影响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一条路径便是民众互动基础上手工艺人的身份实践。因此，任何的文化生态保护措施都需要认真评估它对手工艺人身份建构的实际影响，也需要跟踪手工艺人相应的生产活动情况，这将利于保障传统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0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