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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对民俗学来说，就是学科要具有“力量基础”（the power base），这里的力量基础主要指的是“能让民俗研究兴旺的舞台”（Dorson，1973：178），包括两个机构的努力和个人的付出。两个机构分别为学校和民俗学研究协会，个人即指深入博物馆中的那些民俗学家们。对于学校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开展民俗学课程、努力将其独立成系，如何能更好地运作高校这个依托平台，以发挥其最大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Dorson，1973：178-179）另一个基础，即各种各样的民俗学研究协会。早期的这些协会，多是业余者与教授两者掺杂的，而经过高校的普及教育之后，大量的专业人才进入了协会，成为了主要的力量。他们在各个州的民俗学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Dorson，1973：180-182）而受过训练的专业民俗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诸如繁荣地方文化的，或解决就业问题等等，开始进入各州，到民族的、户外的、民间的、历史的博物馆中去工作，这些博物馆中的民俗学家成为了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主力军。（Dorson，1973：187-190）
从哲学层面来说，如果一门学科的学者拥有关于世界的独特的理论概念和经验资料，那么这个学科就是存在的。因此，民俗学家们要想对外宣称民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证明它存在的“知识基础”（the intellectual base）。
知识基础应该包括四项，其一，要有整个领域的广泛视野。人们虽然以各种不同的兴趣进入民俗研究，但要想称为“专业”，就必须拥有更宏观的理解与诠释。多尔逊引入“民俗生活”（folklife）这个概念，摒弃了过去的民俗是“原始遗留物”的传统，直指民俗学者所拥有的、熟悉的、当下的时空。这个时空既包括民间物质、民间艺术，还包括物质文化的传播形式——民间宗教、民间医药、涉及信仰、仪式、习俗等等。（Dorson，1973：198）其二，一个重要的学科标志是它设置和定义价值标准的能力。这一点，主要是针对民俗的伤感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提出的，就此多尔逊还提出“伪民俗”（fakelore）一词，以与“真实的”民俗相区分。民俗学者的职责应该是本真地记录，再本真地呈现，而不是像大众作家（popularizers）那样一味迎合市场。（Dorson，1973：199）其三，对学科的知识力量来说，另一个批评的标准是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多尔逊鼓励大家从学科演变的历史、民俗学者的传记中，去发掘对于学科的认识。一个好的传记，不应该只是歌功颂德，还应该具有深刻的批判性。（Dorson，1973：201）多尔逊以身作则，前后耗费约二十年的时间，泡在英国的图书馆中，追随英国民俗学者的脚步，完成了《英国民俗学家》（The British Folklorists）（1968）一书。其四，学科活力的另一个标志是与相关领域的学习关系。（Dorson，1973：202）多尔逊有历史学与美国学的学术背景，以致于他对民俗学的观照，也与这两者密不可分。他强调民俗学者应该关心的是美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民俗传统和新领域，包括特定区域研究、口述历史、大众文化等。
第二，经费。无疑，在汤普森的领导下，印大民俗学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甚至某些作为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但由于长期以来和其他比较时髦的学科相比，诸如计算机、经济学、政治学等，民俗学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成为了美国高校民俗学的领头羊，印大的民俗学项目在经费方面仍是捉襟见肘。直至1957年，多尔逊接替汤普森时，民俗学在学校所拥有的也仅是图书馆里一间独立的房间——放置15000件收集成果，和每年2000美金的赞助——支持民俗系列文集的出版。而至于全体教员、学生的奖学金则根本就没有预算，仅仅能付给兼职秘书几百美元而已。民俗图书馆的经营更是惨淡。由于没有钱维持，图书馆经常是锁着的。即便丢失了很多书，图书管理员还向多尔逊抱怨，每年丢的那些书，还不够付他们的工资。多尔逊曾在文章中如此描述当时办公室里的场景：
仅有的一间房子……负责人和学生在这里见面，秘书敲打着打字机，参观者偷瞄一眼封存着民俗档案的橱柜，汤普森和他的助手在协商。
1957年的时候，民俗学在高校的开展已有近二十年，培养出的很多学生都希望能在民俗学专业得到更高的学位。而恰好在1958年，印大的民俗学项目成功得到了国家防卫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简称NDEA）的拨款，同时也与其他系竞争得到了福德基金（Ford Foundation Funds，用来支持发展关于异域的研究）。利用NDEA的拨款，多尔逊聘用研究生做民俗图书馆的助理，一方面保护图书馆，另一方面又给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民俗学项目每年拥有八个福德奖学金和五个NDEA的三年计划奖学金，但同时因为很少有研究生知道民俗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以致于没有足够的申请者来分发这些奖学金。（Dorson，1973：192-193）
因此，1961年，《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会开始把矛头对准联邦国防拨款的学科，比如民俗学、教会音乐、陶瓷等，民俗学甚至被《华尔街日报》讽刺为“没用的”，其标题无不揶揄，《鼓起勇气，美国人，很明显为我们领头的这些没用的是安全的》（Take heart,American,apparently our lead in boondoggling is secure）。即便多尔逊写信给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但最终还是徒劳。1961年7月31，劳工和公众福利议员委员会（The 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最终在“国家防防卫育法案修正案，1961”（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Amendment of 1961）中，把民俗学从第四类研究生奖学金中排除出去。（Dorson，1962：160）
但是，这笔拨款还是对民俗项目的奖学金、访问教授、出版物的开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62年，多尔逊开始努力创立民俗研究所（folklore institute）,并试图将民俗项目变为一个系。1963年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一年，多尔逊申请获得民俗学的学科地位，最终获得认可。紧接着在1968年，民俗学系获得了助研奖学金（assistantships），但同时用来维护图书馆的NDEA奖学金却用完了。在这节骨眼上，文理学院（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对本科生课程进行大范围的修订，有关外国文化的课程得到重视，民俗学恰好满足其条件。多尔逊如是回忆申请本科专业的过程：
自从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本科挑战研究生院成为行政管理的焦点，我现在觉得有胆量提出一个本科专业。1970年春季的一天,经过一年的初步讨论，我带着一个纸盒子进入课程委员会，重复了17次，以便每个委员会成员仔细核查。准备这个提议的任务——我主要得到了同事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的帮助——可以和论文专著相比较。虽然这是一个收缩而非扩张的时代，当下的流行学科也是诸如计算机科学、美国黑人研究、环境学，但委员会最终通过了我们民俗学申请本科学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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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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