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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英主义对西方理论的套用
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各门类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和学术理解，目的在于为中国现代神话学、史诗学、歌谣学、传说学、故事学和民间小戏研究，民间说唱研究的发展寻求可能的路径。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史，如何解读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独特的学术话语，这是需要众多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回答的问题。这里所叙述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体裁学，与其说是为了实践某种书写路径，不如说是为了寻求改写原有套路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检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各门类的知识谱系及思索一些关键性问题提供参照或奠定思考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表演理论抑或是母题、类型研究，20世纪民间文学体裁的研究范式皆建立于文本的基础之上。在强调口头，立足田野的当下，不少学者对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范式加以抨击，认为这些研究范式不仅忽视了民间文学口头性的基本特征，无视生活层面的民间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更导致了当下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丧失。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尽管这一评价出于历史主义的视角，但没有切中要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本和口头的对象选择，而在于应该认识到上述范式都是“舶来品”，而不是由本土民间文学生发出来的。以西方理论套用本土文学是精英主义文论的一贯做法，但一直以来学者对此熟视无睹，反而对记录文本的研究群起而攻之。
其实，面向田野，关注民间文学的生活状态并不能让民间文学研究彻底改观。因为学者们依旧在构建民间文学的同一性，依旧陷入类型、母题、结构、内涵、脉络、规律等的要素当中而不能自拔。如此，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史依旧是精英主义的，而不是立足于民间文学生活世界的学术书写。需要改变的是，放弃对这些要素的追问，转而倾心于这些要素是如何形成的，当地人是如何解释这些要素的。即学者们从那种既定的一元阅读结构中解放出来，融入到生气勃勃的差异的、丰富的、多元阐释的民间文学生活世界。
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书写的出发点是针对我国民间文学界普遍存在的精英主义。从已出产的研究谱系和史论而言，一直被精英主义主宰着，而且愈演愈烈。民间文学界一致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繁荣期，人们为不断涌入的西方理论而欣喜若狂。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西方话语的移植，借鉴、消化、吸纳和运用西方话语成为学术重中之重，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就是西方理论的进入史。倘若缺少或没有了西方辞藻，便陷入失语症的泥潭。有学者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于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逐渐全方位地与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田野作业接轨，而忽略了自身在资料与整理中思想的自主推进；同时，对于民间文艺学的特殊性理解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的不可剥离性，而忽略了其文学性阐释，致使民间文艺学基本消失在民俗学之中，附着于民俗学思想［2］。西方话语霸权成为精英主义学术的一种炫耀，民间文学界将言说权力完全拱手让给了西方。这种繁荣只是学者直接移植西方话语的学术伎俩的结果，而非本土化的本质实现。
相反，民间文学生存境遇和生活样态反而无足轻重，少有人专心于民间文学生活志的编写。同时，有意和无意间抹杀了广大民众在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本地区民间文学方面所作的不依赖于精英分子的贡献，使得民众在民间文学史论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学术史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张扬民间主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其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把被精英主义史学遗漏和抹杀的‘人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揭示和呈现出来”［3］。最根本的举措就是把被学术遮蔽了的民间文学演述者、民间文学体裁的拥有者推向学术的前台，使之构筑起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面貌。福柯把这些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称为“无名者”［4］。真正的民间文学学术史应该搜集和张扬他们的文学业绩，创造出与精英主义完全不同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民间文学图式。
三、“还原”与“阐释”：基础性的操作方式
构建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也是重读“经典”的过程，表现为掌握资料对于学术史书写的重要性。任何论述都是某一意义和观点的表达，总是包含了对民间文学现象和文本的理解的价值判断，而任何判断都有明确的学术指向。对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把握，就在于理解民间文学学术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简言之，作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第一步是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和掌控资料，然后才是“论从史出”，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来建构基本的理论范畴。
“史”、“论”操作的具体方式便是“还原”与“阐释”，这是基础性的书写路数。所谓“还原”，就是重塑民间文学体裁形象。本来民间文学的体裁一律表现为具体的演说活动和行为，却被学者们抽象、概念化为一种纯粹的学科知识和关键词。就民间文学体裁学而言，其学术史正是这个被抽象、概念化的过程，鲜活的生活当中的体裁被固定和忽略。因此，真正的“体裁”也就死了。故而，“史”的环节集中表现在客观地呈现、陈述各种体裁基本的表达方式的基础上，恢复体裁的本来面目。这是体裁还原。还有事实还原，即再现民间文学的学术实践。为了尽可能书写出学术真相，有必要将钟敬文先生的重视引证和考据的手段引入到“史”中来。当然，没有人能够真正回到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场景，而只能尽量接近本原。这不仅不会使两种还原失去可能性与学术动力，而且会使还原的空间更为广阔并向着多个方向展开。所谓“阐释”，就是专注于史料的分析又不再沉溺于史料，在超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特的阅读意识和观点，站在当下的学术制高点，强调一种创造性的意义再生产和能动性的学术建构。
“还原”与“阐释”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验之得，通过刘锡诚、董晓萍、陈泳超、吕微、高有鹏、施爱东、毛巧晖、刘波等学者以及笔者的学术实践就可以领略到这种“还原”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成效，事件与意义、史料与史识的密合无隙，才是民间文学史学研究的高超境界。在这里，一方面遵循思想史的理路，即立足于一种还原性的原则，发掘学术论著真正的意图和思路方法，另一方面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致力于话语的实践与表达。“考古学不是向起源的回归，不是通过话语发现历史，话语就是历史，话语不是媒介，而是事件。”［5］着重于话语的特殊性、边缘性、差异性、偶然性和非连续性，以及话语如何被编制并赋予意义。
“还原”和“阐释”意味着批判。民间文学史学的建构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精神，它应该对已有的民间文学史和各类体裁研究、民间文学史著作和各类体裁研究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和标准依据进行清算。因为它们共同的学术目标就是在寻求民间文学文本、体裁、方法、观点的同一性，一元、同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学的学术当中，类型、母题、结构、原型、象征、起源、流传、功能乃至语境等等都是绝对化和本质主义的学术表征，极大地泯灭了民间文学学术应有的多元与差异，故而有必要对以同一性为宗旨的民间文学现代学术历程展开富有针对性的批判和质疑。在现代民间文学史研究领域，民间文学专门史研究需要以反权威的精神还原现代民间文学史书写和体裁学的学科范畴、民间文学史观、体裁形象、民间与学者对体裁认知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以民间文学存在论为依据，凸显个体的真实性，再现民间文学体裁的多元形象和学者的学术个性。
“还原”和“阐释”的核心是对既定的“体裁”概念的颠覆和重新建立，即将“体裁”拽回到生活的本原，以说和唱的形式重新认识体裁。当然，这不是要给予每种体裁一个新的定义，而是让体裁回归民间生活世界，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学术姿态接受并承认民间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不主张给概念下定义，认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描述和举例加以说明。对民间文学体裁也应该是“不想，只看”（no thinking，only looking）的。故此，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的书写不是要网罗所有体裁，而是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每一种体裁不同的实践过程加以描述，努力呈现每一种体裁丰富多彩的生活表现和实践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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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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