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非遗”的评审工作，使得一批当代的民间文学作品受到了“保护”，不少散落在民间、即将消失的文本由此得以保存。同时，民间文学这个本来已经趋于冷门的学科也借这场运动的东风重新“火”了一把，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下，学科命运随之迎来了新的转机。然而，随着非遗评审、保护工作的深入、持续进行，学者们慢慢意识到了这场运动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它与纯学术研究理想的某种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最终指向了民间文学的主体本身。一方面，非遗保护工作能带来相当的现实利益，这导致了文化学者被卷入政府和商人的“合谋”。一个地方的文化产品被评定为非遗，是当地政府的“政绩”，也是用来开发旅游的文化商机，这导致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非遗申请注定不会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单纯。政府、商人为了政绩和经济效益，拼命鼓励当地文人学者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为了获取利益和资源，有些人不顾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民间文化的真实意义，对民间文学进行过度解读甚至神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的学者们正逐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化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试图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把自己操作成民族精神的守护者。”在很多年里，“民间文学”始终是被利用或者被消费的“资源”，它不断地被塑造成经典、被抬高、被膜拜，却找不到自己自然的存在状态，这不能不说是“非遗”保护带来的一种迷思。另一方面，作为非遗而被“保护”起来的民间文学是否还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当民间文学的讲述者被请到政府的办公室、会议厅里，当学者们辛苦搜集整理的文本被送往上级面对重重评审的“标准”，“民间文学”这个源于民众生活和内心的文化产物，是否还能保持它自然的存在状态？那本应是它的尊严所在。其实，在百年来的民间文学经典化历程中，这个问题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许许多多次，如今，“非遗”保护工作不过是让这个问题又一次重现。

 

 

　　从中国民间文学经典化的历程中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经典”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为建构的，这一建构的过程离不开读者的接受和品评。只有首先成为“读者”，文本之外的人才有可能对文本进行阐释和处理，并按照一定的标准，筛选出符合“经典”定位的文本。

 

　　笔者认为，民间文学的“读者”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读者所“阅读”的，是在田野中传播流布的民间文学，这类“读者”其实就是听众，他们既是文学的接受者，又构成了演述场域的一部分，同时还是未来潜在的表演者，亦即生产下一个异文的创作者。他们作为民间文本“生产者”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作为“接受者”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经典文本的原始创作者，却不是权威建构者。而第二类读者所阅读的民间文学，则是被搜集整理而成的民间“文本”。根据手中所掌握文化权力的大小，这类读者又可以分为几个子类别：一是“普通读者”，他们是拿民间文本来阅读消遣的那一部分人，拥有极小的文化权力；二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是文学知识、文学理论的拥有者，社会上下也一致信任他们对文学的审美眼光和价值判断；三是“官方”，官方决定着哪些文本可以被经典化，掌握了立法和命名的大权。在这一过程中，官方需要民间文学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为自己宣传，从而达到教化民众、获取民众支持的目的。

 

　　在以上几类读者中，“精英知识分子”和“官方”对民间文学经典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民间文学专业领域的学者）既从文学普遍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来考量民间文本，又对某一类民间文学的知名度、传承时间和异文数量进行品评，以期选出“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评论和研究，是民间文学走向经典化的第一步。接着，精英知识分子可能与官方合谋，也可能互相对立，还可能各自独立，这主要取决于政治权力在时代文化中的影响力。由此，拥有文化资本、政治权力的知识精英与官方建构出了一个无形的“理论语境”，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成为，或者被改编为经典。可见，“民间”与“经典”在文学层面组合而成的“民间文学经典”，乃是官方与精英知识分子建构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民众本体也不自觉地参与进来，推动了文本经典化的过程。

 

　　于其初衷而言，民间文学的经典化工作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使得一大批民间文本得以保存并流传；第二，对民间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过程，有助于时代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足够的作品文本，为“民间文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其中，被建构的经典文本更是成为了本学科的“标尺”。因此，对民间文学的部分作品进行经典化，让它们与主流文化合拍，在本学科建设初期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然而，相对于民间文学的自然存在方式而言，“经典化”仍然是一种“有偏”的视角。这种“有偏性”一直潜藏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之内，它导致文本之外的接受者（包括读者、研究者等）永远无法通过所谓的“经典文本”看清楚民间文学的真实面貌。为了更具体地进行论述，笔者将这种“有偏”的视角分解为“仰视”和“俯视”两种。“仰视”就是通过经典化的手段，刻意拔高民间文学的地位。这种心态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民间文学被误读。在“仰视”心态下，为了开掘民间文学的价值，阐释者、研究者往往对文本进行过度解读，而民间文学的本义却无人理会。这样做表面上是“捧高”了民间文学的地位，实际上却是对民间文学本体的不尊重，大大偏离了学术的求真精神。与“仰视”相对，“俯视”也是民间文学经典化进程背后的常见心态。一种“俯视”意味着对民间文学本身价值的怀疑，比如五四时期提出的“不涉淫亵”、毛泽东提出的“去粗取精”等口号，都提倡去除民间文学中的“糟粕”。这样的心态意味着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站在一个文化制高点上去俯视民间文学，不能全面接受民间文学的自然状态。另一种“俯视”则是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在申请非遗等运动中，把民间文学看成弱小的、珍贵的甚至是濒临灭绝的“珍稀”文化存在，亟需掌权者的大力“保护”和“抢救”。

 

　　诚然，拥有文化资源的人做出此举，是对民间文学的一番美意，但民间文学一旦被经典化的视角“俯视”，就必定面对一个问题：哪些民间文学是更“珍稀”、更值得被经典化的？这联系着实际操作中先抢救谁、后抢救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官方文化就必须运用各种前文所述的经典化标准，给民间文学分出等级和高低，先抢救那些有“价值”的文本。然而，流布在田野中的民间文学本无地位高低，在民众心中，它们其实只有难易程度、有趣程度的差别，而无价值层面的高下之分。所以，“俯视”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误读。“仰视”和“俯视”都是经典化思维的产物，在这两种有偏的视角下，民间文学永远呈现一种“变形”的状态。那么，经典化思维是如何导致民间文学失去本来面貌乃至“变形”的？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超越被经典化的文本，放眼田野，关注到民间文学真实的存在状态。

 

 

　　关于什么才是民间文学“真实存在状态”的问题，各种理论众说纷纭，出现了不少争议。笔者则认为，“民间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有机复合的整体，它的核心是文本，周边是各种不同要素的动态组合。要素的组合过程可以用这幅流程图来呈现：

 

　　在“民间文学整体”的概念中，“人”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核心的要素。整个文化和全部的文学都由“人”所创造，离不开“人”对它的传播。宏观上，民间文学中的“人”是民众。在一个特定地区之内，无形的文化唯有通过有形的民众生活才能体现出来，进而孕育出民间文学。微观上，民间文学中的“人”则是文本的具体“演述者”和“听众”。没有这两种人的共同参与，就没有民间文学的创作、讲述和传播，也就没有民间文学的存在。

 

　　“人”能够讲出语言，语言是建筑民间文学的基本材料。“语言”分为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前者具有实用功能，后者则具有审美、娱乐等功能。民间文学所使用的就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并非直接由生活语言演变而来，它是民众有意识进行寻找、建构的结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语言功能的人聚合到一起，民间文学就有条件走向实体存在了，这种聚合一般被称为“语境”或“叙事语境”。“语境”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维度，有形的语境是由具体人群构成的，是人聚到一起的产物；无形的“语境”则由民众的语言、文化、生活和思想构成，它是民间文学讲述的大环境，在无形中主导着每一场演述活动。“语境”为民间文学从“概念上的存在”转变为“真实存在”提供了外在条件，它是田野和文本之间的媒介。当有语言的人群已经聚合为语境，演述活动就可以进行了。“演述”是民间文学具体的呈现形式，可以分为“演”和“述”两层。“述”是对具体文本的叙述过程，小到语气词，大到新的情节乃至异文，在每一场叙述活动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只存在于口头语言被讲出来那一刻的具体时空之中，而不像作家文学那样恒定地存在于文本之内。“演”则是指文本之外鲜活的表演事件，它已不仅仅局限于口头语言，而且伴随着生发这种语言的整个环境，包括劳动、仪式、娱乐活动等。在整个的“展演事件”中，文本只是全部活动的一部分，人们还需要音乐、舞蹈等表演活动对其进行辅助和烘托。而这些外在于文本的展演，和文本内涵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把二者切割开来，只取文本本身分析，就难免出现误读。在演述结束之后，“那一刻”的口头文本也就随之消失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文学本身也一并消失。通过讲述人的展演，民间文学留存在了听众的心中。只要人群有新的机会聚合形成语境，从前的听众就有可能唤醒心中对文本的记忆，把上一个人的文学语言变成自己的文学语言。通过N次这样的聚合、演述过程，民间文本就通过N个“那一刻”的演述，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并不断地发生变异。这就是民间文学的传播过程，也是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