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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顾颉刚“层累说”理论方法的反思
顾颉刚的“层累说”在中学上，继承了由宋以来郑樵、姚际恒、崔述的疑古辨伪传统，接受了晚清今文学家康有为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的思想体系，遵从了古文经学求真大于求用的治学态度；在西学上，主要受到了历史进化论、实验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西方历史进化论与各种史学理论方法的加入，疑古辨伪不会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形成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而历史进化论正是整个“层累说”的起点，正是有了西方进化史观的输入，顾颉刚才能从崔述著作中那些零散的看法变成“层累说”一种新型的、系统的认识。他在《当代中国史》中自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历史进化论用演进的观点看古史，由此延伸而来的是顾颉刚融合自身对民俗学如戏曲、歌谣的研究所产生的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观点，这是他打破故事与古史的界限、将民俗学纳入史学研究的创举。许冠三明确指出：“要了解他治古史的门径，除崔、康、胡三家成法而外，决不能忽视那‘故事的眼光’和‘角色的眼光’；要明白他的辨伪学说，决不能撇开他与民俗学的因缘。诚然，如单就层累造成的古史假说而言，他的方法无疑只是崔、胡先例的活学活用。”
通过大禹的神话传说研究这一例子构建“层累说”，主要给“层累说”以及顾颉刚的大禹研究留下了三个为人诟病的缺陷：一是张荫麟提出的“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的问题，二是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用战国诸子有意造伪说来解释神话传说的演变，三是随着当代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的深入，顾颉刚对古籍成书复杂性的忽略被再次放大。
首先，张荫麟运用《史学原论》中的默证说批评顾颉刚滥用默证，然而顾颉刚对“默证”的理解和运用极有可能来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史学原论》中默证说的接受与修正。之所以源头相同，却产生出对“默证”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史学原论》阐述的是“默证”的缺陷，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则改变了态度，认为“消极的史料”即“默证”甚为重要，尤其可以应用于史料缺乏的先秦史方面。可见，“层累说”的“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的问题是西方史学理论“中国化”之时产生的变异。另外，彭国良认为张荫麟对顾颉刚的批判不能够成立：一方面，“默证适用之限度”是实证主义史学提出的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顾颉刚与张荫麟的根本分歧在于历史认识论的不同，顾颉刚把古史研究转为古史观念的研究，说明他认为历史本体不可达到；张荫麟则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就是揭示历史本体，因为史料都是客观历史本身的反映，只有多少真伪的区别。因此默证说本身有问题，且不适用于评价“层累说”。然而，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并不是不追求历史本体，他只是运用了伪史“移置法”。顾颉刚在民俗学的启发下认识到了古史与故事、历史与文学的相通，却无法放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真相的目标。可见，“层累说”的“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的问题也来自顾颉刚自身学术思想中的矛盾。
其次，顾颉刚推崇晚清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中孔子改制说的影响在大禹研究中体现为用战国诸子特别是墨子的刻意伪造解释神话传说的演变。钱穆指出伪造与传说的区别，“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认为顾颉刚的传说演进的见解不应该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说与新学伪经说中伪造观点的影响。而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1941）更是修正了“层累说”，提出了“神话演变分化说”。在杨宽看来，顾颉刚在治学方法上有局限性，因此没有能够彻地解决问题：“一是没有完全脱出今文经学家的成见束缚，二是没有充分运用神话学这个武器，应该善用这新武器作一次全面的突击，才可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摒弃了今文经学影响下的战国诸子刻意伪造说，从语言、民族、宗教入手建构了自然的演变分化说。
第三，顾颉刚在前期大禹研究中用《诗经》、《论语》、《尚书》代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以书为单位代表各个时代史料来反映各个时代古史观念的作法，落下了忽视古籍成书复杂性的话柄，傅斯年早已经指出。近年来，随着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当代学者对中国早期文本的生成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回看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可见其主观、粗疏之处。李学勤指出：“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李零也指出顾颉刚把古史与古书形成的复杂过程想得太简单，往往把古书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不过单就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而言，后期的《鲧禹的传说》说明顾颉刚并非不知古书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的差别。在论述禹的天神性时，顾颉刚除了运用《诗》、《书》中西周时期的材料，还运用了《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这些成书较晚但保留有原始神话的材料；在论述禹的神职时，顾颉刚还采用了《大戴礼记》、《史记》等汉代的文献材料，证明禹为山川神主；在论述禹与西方戎族的关系时，顾颉刚更是大量引用汉代甚至两汉以下的文献材料中“禹起西羌”的说法，如《史记》、《吴越春秋》、《后汉书》、《新语》、《史记集解》、《尚书纬》、《潜夫论》等。然而，在论述“禹与夏的关系”、“鲧禹治水传说的本相与其演变”、“鲧禹和与尧舜的关系是如何来的”等涉及传说演变的问题上，顾颉刚还是保留了将古书按年代排序梳理古史观念，以及从古史观念入手辨伪古书年代的作法。可见，就古书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而言，顾颉刚深知其中的复杂性，只是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史料的方法。
总之，由于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与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密切相关，故细致检讨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和重新评估“层累造成的古史说”这一对中国现代史学和神话学造成深远影响的重要学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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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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