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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辛”代“新”起于“百日维新”失败
“长新店”与“长辛店”之间的替代，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种突然的变化提示我们，由“长新店”更名“长辛店”，一定是发生了一个不得不改名的事件。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为我们精确定位更名的时间节点提供了可能。我们首先使用“长新店”作为关键词检索《申报》，发现该报在1898年之前几年，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报道，1898年当年仍有4条与“长新店”有关的新闻，其最后一条出现在1898年6月9日。[31]
从《申报》看，“长新店”一名在1899年突然中止。相反，“长辛店”一名的出现恰恰始于1899年，如：“天津访事友人云，由津沽至牛庄一带铁路，现已筑至金州。每日开驶火车，附搭货客，颇觉日长炎炎。其卢汉铁路择地长辛店设立总局，已经营缔造，大兴土木之工，并拟修造洋楼，以备西人栖止。”[32]
此后数年间，大凡与长辛店相关的新闻，基本都与卢汉铁路（或京汉铁路）相关。由于铁路是当时最受关注的新闻点，而长辛店又是京汉铁路上最著名的站点，京汉铁路“总局”所在地。所以，“长辛店”一名随着反复出现的铁路新闻迅速成为一种共同知识。从1899年到1949年，《申报》涉及长辛店的报道多达1304条，只有5条使用了“长新店”，其余均为“长辛店”。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改名的时间节点是在1898年下半年至1899年之间。虽然有人认为，在华北地区，许多村名都经历过由“新”到“辛”的衍变[33]。但是，名称改得如此突然而果断，决不可能是自然的衍变，而只能是强悍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只有一种，就是行政或者媒体的力量。问题是，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件，有必要弃“新”就“辛”呢？
这时，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除新法止，变法一共维持了103天。政变之后，新法、新政都被废止，维新派遭到捕杀，甚至连带“新”字都受到诛连。比如两朝帝师翁同龢乃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曾因维新失败而大幅删改自己的日记：“翁同龢自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将日记中所载与维新活动有关的人物、事件等作了改动，其中有挖改之处，亦有将整页剪下重新改写之处，此类挖改在手稿中均有明显痕迹。”[34]
当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说明由“新”改“辛”跟“百日维新”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肯定的只是“辛”名之所以能够以紫夺朱，是因为盛宣怀总办的“铁路总公司”将该地站点定名为“长辛店”而不是“长新店”，该站名在1899年卢保铁路通车之后名声大噪。而盛宣怀“向以善于对那拉氏恭维逢迎闻于当时”[35]，或许正是因为盛宣怀考虑到了长辛店在中国铁路事业上的重要意义，知道慈禧太后前往西陵必经长新店，而慈禧太后又是个特别迷信，禁忌多多的老太婆，为了逢迎慈禧太后的欢心，避免在站名上出现“政治不正确”的词汇，故意将本该为“长新店”的站名改成了“长辛店”。
无论以上猜测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辛店”取代“长新店”一名的确立，是与卢保铁路（后来成为京汉铁路的一部分）的建成，以及该铁路站点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和铁路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关的。所以说，“长辛店”一名的迅速传播及其影响，既是近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中国社会巨大冲击力的表现，也是现代传媒舆论影响力的象征。
六、“历史”是话语霸权，“传说”是矮化标签
通过以上关于长辛店地名来历的知识考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当地关于长辛店地名来由的传说，无论是泽畔说，还是常新说、长行说，或者两村合并说，全都是文人墨客的“合理想象”。这些想象的解说被形诸文字，反复转载，广为散播，逐渐成为当地的共同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地方传说”。
对于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主流的传说观认为：“由于传说往往和历史的、实有的事物相联系，所以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实在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特点。”[36]这一观点是以“历史性”作为标准来讨论传说的可信性，其预设前提就是认为“历史”是实在的、可靠的事实。
我们在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历史学家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斥责“传说不能代替历史，因为历史需要的是文字的记载和实物的佐证，传说只是在历史上某些人事基础上加以编造后口耳相传而已”[37]。
在传说面前，历史无疑更具话语霸权和优越感。历史犹如一个价值坐标，可以用来衡量传说的实在性、可靠性。传说依赖历史而获得身份定位，可是，历史却往往将传说打入冷宫。正如通过本文的历史考证，“泽畔店不是长辛店”的结论彻底否定了已经流传多年的“长辛店古称泽畔店”的说法。“是”与“不是”是两种互相排斥的判断，在这里，历史对传说的打击和排斥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在于，我们在现实中如何区分谁是历史谁是传说？那些既有的解说文本，并不是先天地自带了“历史”或“传说”的标签，标签都是作为评论者的我们给贴上的。正如本文所标示为“传说”的那些“地名来历解说”，在作者的原文中，基本都是自许为“历史”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中的这段话：“（长辛店）名称来历：元代称泽畔店，明代形成长店和新店2个村落，清代长店与新店连接，称长新店，后衍化成长辛店。”[38]按照本文的考辨，这段说明中几乎没有一句是可靠的历史，因此只能归入传说。但这个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作者们决不会接受的，他们是在综合各地史志的基础上精心编纂而成，是言出有据的严肃写作。
那么，“长辛店元代称泽畔店”到底算历史还是传说呢？在邢锦棠先生看来，他的《长辛店地名考》就是一篇严肃的历史考论。虽然他使用的材料是《日下旧闻考》中的二手资料，但资料本身并没有错，《元史》的确有“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这段话，而且在卢沟桥与琉璃河之间，可能的“泽畔之店”似乎也只有长辛店，邢锦棠的推论并非没有道理。无论从史料引用还是逻辑推理上看，我们似乎都应该把《长辛店地名考》视做一篇历史论文，把“长辛店古称泽畔店”视做历史知识。
反过来看，本文上述“以‘辛’代‘新’起于‘百日维新’失败”的推论也不是没有猜想的成份。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说明由“新”改“辛”跟“百日维新”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即使“盛宣怀向以善于对那拉氏恭维逢迎闻于当时”的引文依据，也是引文作者刘一峰的个人揣测。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历史考辨与邢锦棠《长辛店地名考》本质上是一样的。要说是历史，大家都是历史；要说是传说，大家都是传说。
所谓历史，也即“过去的事实”（《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历史并不能以事实本来的面目而存在，只能表现为“对过去事实的叙述”。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传说有了最关键的共同点，因为传说是“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或某种说法”（《现代汉语词典》）。尽管过去传说主要表现为口头传承，而历史主要表现为书面叙述，但在数字传播的时代，其形态上的差别已经湮灭了。
无论传说还是历史，都是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解释、说明，或描述。同一则民间传说，如果被司马迁收入《史记》，就成了历史，如果被干宝收入《搜神记》，就成了传说。即便如此，传说和历史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认为《史记•高祖本纪》所述刘媪与蛟龙交合而生太祖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反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潮的影响下，《搜神记•毛衣女》则被注入了新的“历史使命”，新余市政府不仅组织专家学者落实了仙女下凡地的具体位置，还重构了仙女的具体形象，赋予她贤妻良母的高尚品德。
本文开篇所提及的长辛店名称来历的四种“传说”，每一种都包含着部分的历史真实，或者指向其商旅通衢的特征；或者指向其紧邻永定河，水患无常的特征；或者指向其历史上曾经分别叫做长店和新店的事实。每一种传说都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都契合了长辛店大街的部分历史特质，符合现代人对于长辛店大街的怀古想象。而且，这些传说大多出自官方文本，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可不就是权威发布？可不就是历史知识吗？
事实上，一则故事被视做历史还是传说，往往取决于故事的源流、讲述的方式，以及讲述者的身份、地位等。以“传说1”为例，这是网上流传最广的长辛店得名传说，“百度百科”以及长辛店地方网站都采信了这种解释，这段话最早可能出自知名北京文史专家户力平先生，他2007年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这段话。同是这段话，本文的引文出处注释为“户力平”“北京晚报”，读者会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历史知识；但如果引文出处注释为网友“平凡韩雪”的“新浪博客”，读者就会倾向于认为是一种传说。
一般来说，由文史工作者讲述的，以论文或著作形式发表的解说，更容易被人视做历史；由普通群众讲述的，以口述或网帖形式发表的解说，更容易被人视做传说。可是，文史工作者的身份是相对的，户力平、邢锦棠都是知名地方文史专家，他们在当地群众眼里无疑是专家学者，但在职业历史学者眼中却只能算地方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历史叙事在当地群众眼里可能是历史知识，但在职业历史学者眼中可能只是传说。同样的职业历史学者，地方历史学者和北京历史学者的身份也有差别，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北京历史学者嘲笑地方历史学者“地方本位”，言下之意，其知识生产也只可备为一种传说。
历史和传说的分野，更多的是一种话语权的分配，是一种层级压制的关系。当我们标榜自己的叙述是“历史”或“历史研究”，而将对方界定为“传说”或“野史”“一家之言”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压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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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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