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形成了相互竞争的传说，正是基于更可靠的史料、更有效的逻辑，“历史”具有了高于一般“传说”的话语权威。人类知识需要积累，更需要不断地否定和淘汰，否定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权威和级差。而在那些文字缺失的地方，历史望洋兴叹之处，却是传说的英雄用武之地。民间传说“历史文学化”的处理方式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文学历史化”的实际效果又让历史变得丰富完整；而历史的挑剔和淘汰作用，则让那些优秀的传说得以脱颖而出，免于泯然众说。研究者们所从事的，就是在不断否定的历史考辨中，以更加丰满的证据和更为科学的认识，一方面不断生产新的传说，一方面通过修正、淘汰或更替，建设起更丰富多彩、更稳定有效的人类知识体系。
关键词：话语霸权；知识生产；知识革命；历史文学化；文学历史化
作者简介：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一、长辛店地名来历的传说
说起长辛店，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23年，这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长辛店大街是永定河西岸一条被称作“千年古镇”的长街。从宛平城过卢沟桥，向南五里就进入了长辛店大街。《北京市丰台区街乡概况》中是这样介绍的：“长辛店是一个古老的村镇。古称泽畔店、长店、新店、常新店……长辛店距永定河古渡口2公里，这里正好是北行客旅打尖过夜的地方。”[1]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相声中的段子来形容长辛店曾经的繁华：“那时，大街上商贾旅客云集，店铺酒肆林立，无论打店歇脚的商客，还是进京赶考的儒生，或是穷困潦倒的乞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混杂其间，人来人往，车马声啸，热闹非凡。”[2]
关于长辛店地名的来历，至少有四种“传说”。
传说1：“长辛店是从‘常新店’谐音而得的。明清时期，沿卢沟桥桥东以南至现在的长辛店以北，酒肆林立、车水马龙。这里是京城官员出京和外埠官员进京及各地商人歇脚之地。因为这块地界多大的官都住过，所以店家几乎天天是清水泼街，总给人一种气象一新的感觉，俗称‘客有常来，店要常新’，于是地名也被叫成了‘常新店’。但不管怎么说，‘常新’也只能崭新一段时间，不能永远‘常新’下去，后来就被谐音为‘长辛店’了。”[3]
传说2：“明代（也有记载是清代）由长店、新店两个小村落随着南北交流日益扩大，天长日久逐渐连成一片，后衍化为‘长辛店’并保留到今天，寓意商旅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之意。其位置长店在南，新店在北。”[4]
传说3：长辛店乃因“长行店”谐音而来，“说的直白点是来往客商自然带来的地名，是长行者辛勤、艰苦行到此地，临时吃住的地方。因‘行’字和‘辛’字是谐音，用‘辛’字最贴近，不俗且雅，长辛店沿用至今”[5]。
传说4：还有人认为“新”就是“变”的意思：“因永定河经常改道，惯称长新店，今天的长辛店名由长新店演化而来”[6]；或者认为“常新”是因为永定河畔水灾频繁，居民反复重建，常建常新的意思。
二、长辛店与泽畔店的误会
为了说明长辛店的确具有千年历史，多数解说都会将长辛店名称的历史上溯到元代的泽畔店。如长辛店镇政府官网称：“追溯它的历史，他本是处在东、西两个小山之间的古老村落，元代时称泽畔店，明代时称新店，从清代至今一直称为长辛店。”[7]这一历史知识不仅写进了《丰台区志》：“（长辛店）元代名泽畔店，后又有长店、新店、常新店等名称。”[8]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长辛店）名称来历：元代称泽畔店，明代形成长店和新店2个村落，清代长店与新店连接，称长新店，后衍化成长辛店。”[9]
可是多数长辛店老人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叫做泽畔店，那么，这一“历史知识”是通过什么传承下来，或者通过什么渠道挖掘出来的呢？我们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1986年由丰台地名办编印的《丰台区地名志》：“长辛店，地处两山之间的高地上，南通中原腹地的大道从这里通过，距卢沟渡口五里，正是这道来京的客旅，打尖住宿的地方。元朝曾名‘泽畔店’，可见当初村在水旁。公元1317年（元延祐四年），在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到了明朝，曾名长店、新店。”[10]
《丰台区地名志》的主要编写者邢锦棠[11]随后专门写过一篇《长辛店地名考》，特地提到了这一知识的由来：“元朝《百官志》载：‘延佑四年（公元1317），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这里说的‘泽畔店’从地理位置上分析，是长辛店的古称，同时指出了该村就在河畔。”[12]四年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南苑、长辛店历史文化介绍》，重复了这一知识生产：“元朝《百官志》载：‘延祐四年（1317）卢沟桥、泽畔店（当为长辛店古称）琉璃河并设巡检司。’泽畔店当即长辛店，并指出在水泽边上。”[13]细心对照，可知后一文比前一文少了“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这一句，语气显得比之前更加肯定了。再往后，其他的转引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了“元朝《百官志》载……”的说法，只是略去了邢锦棠“从地理位置上分析”的推测语，直接断为“‘泽畔店’是现今长辛店的古称”[14]。
综合目前所见资料，“元朝《百官志》”是将泽畔店断为长辛店的惟一依据。可是，元朝人并没有撰写过一部叫做《百官志》的书，所谓的“元朝《百官志》”当指《元史•百官志》。《元史》并不是元代人写的书，是明代人钩沉元代兴亡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明代大儒宋濂、王袆主编。
更蹊跷的是，《元史•百官志》并没有这段话。那么，这段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应该是从《日下旧闻考》转抄出来的。《日下旧闻考》有一段一模一样的话，注出“元史百官志”[15]。《日下旧闻考》是一部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它在转抄转录的时候，常常对原书有所增删、改写，因此讹误也就在所难免。
那么，既然《元史•百官志》没有这段话，《日下旧闻考》又是从哪里抄出来的呢？我们从“延佑四年”入手，发现《元史•本纪第二十六》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己酉，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16]《日下旧闻考》将此出处错抄成了“百官志”，今人乃以讹传讹。
巡检司是州县所属治安机构，掌巡捕盗贼奸宄之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元代巡检司通常为管辖人烟稀少地区的非常设机构，相邻两个巡检司之间至少相隔十数公里，从卢沟桥到琉璃河大约35公里，此属正常，但从卢沟桥到长辛店却不足3公里，这种空间布局是很不合理的。我们很难理解在卢沟桥设了一个巡检司，为什么要在不到3公里的长辛店再设一个巡检司。如果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将泽畔店指实为长辛店的推测恐怕难以服人。
那么，在出京的南向通道上，有没有另外一个叫泽畔店的驿镇呢？有！杨少山《古今涿州志要》特别提到过：“据明代嘉靖、清代康熙、乾隆、民国等几部《涿州志》以及《日下旧闻考》记载，明至民国涿州辖域为……南界至新城县泽畔店，北界至良乡县挟河店。”[17]
新城县也是个古地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高碑店市。问题是，泽畔店在高碑店哪个位置呢？我们从一份抗战回忆录可知，泽畔店就在高碑店城外[18]。另据《高碑店市志》上的一张“新城县明之境”地图，泽畔店就在高碑店堡的城北方向[19]。打开地图，卢沟桥、琉璃河、高碑店三地几乎就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以高碑店市政府来定位，就能得到如下数据：卢沟桥到琉璃河镇政府34公里，琉璃河镇政府到高碑店市政府36公里，间隔大致相等。可见从空间布局来看，将巡检司设在高碑店是非常合理的。
现在的问题是，元代时期，高碑店有一个叫泽畔店的重要驿站吗？侯仁之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以及尹钧科的《北京古代交通》都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前者指出：“《大金国志》‘附录二·地理·驿程’详细记载了自淮河岸边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到金上京的长达4000余里的驿路。若以燕京为中心，向南则经卢沟河铺、良乡、刘李店、涿州、泽畔店……”[20]后者更是详细地列出了各驿站之间的间隔路程：“宋人张棣所撰《金虏图经》，详细记载了自泗州（今江苏盱眙）至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的驿站里程。在5000余里的路途上，共有120处驿站。距今北京较近的驿站是：泽畔店（在涿州西南）至涿州30里，涿州至刘李店30里，刘李店至良乡30里，良乡至卢沟河铺30里，卢沟河铺至燕京30里……”[21]其中的刘李店就是琉璃河。
按这条路线，从卢沟桥出发，60里到琉璃河，再60里到泽畔店，与今天的地图基本吻合，在这三个点上分别设置一个巡检司是完全合符常理的。可见，在北京南下的交通史上，泽畔店远比长辛店历史悠久。大约到了明清时期，长辛店的驿站地位才逐渐上升，渐至与泽畔店齐肩，尹钧科的《北京古代交通》罗列了一份“清代顺天府境递铺一览表”，其中宛平县的长新铺与涿州的泽畔店铺就是并列的递铺单位。
不满于明初《元史》编纂工作的草率，柯劭忞在重修《新元史》的时候，大概意识到了“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在排列顺序上的不妥，这段话被他重述为：“延祐四年，卢沟桥、琉璃河、泽畔店并置巡检司。”[22]按照这个修订后的“新元史”，泽畔店就不容易误会为长辛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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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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