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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社会实践的民俗
晚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理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向，即纷纷转向文化研究。文化，成为这个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主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文化本身具有整体性、实践性、结构性和政治性，传统的形而上学受到拒斥。与之伴随，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范式、认识论范式和文化论范式的更迭。哲学直面“生活世界”，以求重获新生。［13］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前提发生转变之后，人文学术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不是普遍的结构。后现代主义追求文化上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对实证主义的普遍性、对启蒙思想的信仰、绝对真理、普遍结构、宏大叙事产生怀疑。学者们反思他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话语来“发明”其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的任务是从一个现象学的角度去描述这个社会实践。
日常生活转向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趋向。社会学研究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转换，其目的是找寻民情变动的机理，以期把握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脉络。在社会学研究中，“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14］
民俗学从“民俗”到“生活世界”的转向，标志了学术研究的伦理转向，从科学主义转向价值论。传统的民俗学认为，民俗之民，民俗之俗，谓之民俗。作为民，有与生俱来的个人背景要素，也有后天习得的经验、知识和表达类的文化。与人的后天经验、知识和表达有关系的有形物被称作物质文化。民俗学的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关注“过去”，即时间长河中的变化，历史的维度。民俗学的“现在”是与历史勾连的现在。生活世界理论把历史这一历时维度悬置起来，认为过去已经被“日常化”。［15］关于民俗的认识，人们根据文明社会的社会分层观念，即等级观念，甚至根据阶级社会的观念而划分了阶级。在中国，人们根据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为了适应实践的民俗学，民俗需要重新定义。民俗不必与百姓的传统、社会下层或粗俗、文盲、口头形态、集体性或其他任何过去被视为“传统的”民俗的基本特征、资格和要求的东西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和“民俗”的概念被现代化了。“民众”定义的现代化使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歌手、讲述者和其他的个人表演者身上。
在文化哲学那里，民俗中的“民”，已经被转换为“人”，活生生的“人”。作为民，与生俱来的根源意识是由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决定的，即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都在塑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以文化哲学来看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则会更多地关注民俗内涵中人性的要素。民俗，按照通常意义上的民俗学定义，其中的绝大多数要素也是日常生活范畴。日常生活研究标志了人文学术正在继续以文化研究为导向，民俗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汲取文化哲学的理论方法来提升研究思想高度，深厚学术底蕴。民俗学还是要研究文化，是当下的文化，只是这种文化的观念有别于传统的理解。在现象学的民俗观念看来，民俗是主观的表达、直接被给予的经验、理所当然的日常。民俗由客观的、对象化的、认识论的，还原为主体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生活世界的即整体的文化。民俗学是“生活世界”的科学，实际上也是一门先验科学或超越论的科学，而不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客观科学。［16］民俗学家吕微从自由意志的角度，实践理性给予民间文化的复兴找到了先验的、绝对的、合乎人性至善的理由。［17］(P．272－298)
民俗学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伦理转向，探讨价值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民俗学从关注文化空间的“村落”，转向生活世界的“家园”，民俗学更加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18］(P．380)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村落已经有千年历史，主要涉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需要。村落即自然聚落，由世居村民组成社区。北方村落主要人工物是提供旱作灌溉的水井和神灵与祭祀场所庙宇。生活世界理论体现了更加广阔的人文关怀，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整体关照，包含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许多基本属性:自然(生理)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情感)、精神、超验世界等。作为中国人世界观体系的本土化表达、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主体性表达，家园是一个类似哲学意义上“生活世界”的概念。家园是一个整体性思考人类的生活世界并强调其中全部内涵的概念。这些内涵在海德格尔看来，包含了“天、地、神、人”。［19］生活世界理论倡导者要求返回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这也反映了西方哲学范式从“实在论”向“价值论”转变。
价值论范式转向的实质，就是要从“实在论”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立足于人的价值性活动的哲学思维，进入价值论所面对和关注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但是，存在主义仅仅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心理体验出发去寻求价值产生之内在根源，忽视人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性和整体性。实际上也未能实现对“价值”问题的真实理解。因此，回到社会历史现场才能够实现思辨的有效性。
民俗学从范式论到价值论转向表明人文学术直面生活世界谋求理论的突破。从民俗到民俗的遗产化，从民俗之民到活生生的个人，从民俗文化到生活世界，从作为文化空间的村落到生活世界的家园，民俗学这些关键词的转换，预示了它从“实在论”范式向“价值论”转换。民俗学关注理论和方法论的变迁，转向价值论的探讨，更加关注的是人的生活世界。这证明了中国民俗学正在回归“五四”精神的基点:民俗学是艺术的、科学的和政治的。民俗学与其他人文学术一样，根据时代要求转向伦理和价值。专门化的民俗学，单一性的方法和理论，可以探讨学理性的问题，就像认同理论可以建构族群认同一样，但这不足以解决需要文、史、哲共同解决的问题，比如传统何以复兴，是否真正复兴的问题，转型国家的文化选择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全面综合的思维。民俗学从民俗文化研究转向关注生活世界，融入人文学术的大视野，这要求它必须有广泛的适应性。
民俗学具有一般人文学术的共同属性，它是关于人和人性的科学，人之复杂性表现在欲望、情感、需求、动机、目的等意识，它们关乎道德和善恶。精神则是超越的，至善的，包含了信仰和精神世界。超验世界是意志或者实践理性的必要假设。从轴心文明时代起，人们开始以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但是，传统中国作为政治、宗教、家族社会一体化的文明共同体、天地君亲师的价值传递通道，历史上官府垄断了对于超越性合理化价值的解释权利，也垄断了对于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否认的权利。［20］民俗学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它是否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纯粹思辨来为自己设定一个先决条件?这种思辨是否可能为学科设定一个终极目的?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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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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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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