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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这似乎给人以“美国人格外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印象。但是深入了解美国科学发展的情况就会知道,上述这种印象是片面的。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联邦政府不仅大力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而且高度重视社会科学。
20世纪初,美国成立了国家统计局,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军方曾运用心理学对作战部队进行心理测试,使社会科学为战争服务;一战后,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经常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总统胡佛还专门组织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问题,探索解决办法;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大量应用于社会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动员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私人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家,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这些社会科学家还在生产计划、原料分配、心理战等方面提出过许多具体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罗斯福总统提出战后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必须提高科学研究的地位,政府必须承担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双重任务;高等院校应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以基础科学研究为其首要任务;科学研究不宜偏重集体行动,要尊重科学家的志趣,政府必须保证学术研究自由及科学家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应保证充足的科研经费,成立全国科学基金会来负责拨款事项;自然科学研究不应妨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这五条原则,奠定了美国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政策的基础。
战后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社会科学,基金会也鼎力相助。1950年福特基金会大力赞助以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为核心的行为科学,在六年内建立了许多研究中心,以后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精神病学等领域。后来在美国,人们把强调以实验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都称为行为科学。从术语的角度说,当时在美国,“行为科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代名词。1958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组织的专家小组提出《国家支持行为科学》的报告,指出美国社会科学必须保持对苏联的明显优势,要求国家大量资助。其后,国家目标委员会提出《国家目标报告》,要求制定一项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政策。1962年,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推动下出台的《加强行为科学》报告建议,在中学开设社科知识教育,为学校的社科研究提供条件,要求收集国内外有关人的基本行为的资料。报告指出,一切重大的政府项目,都应由社科研究先行一步,至少也要同时并行。个人行为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一种大规模、多部门、多学科、多交叉、具有广泛性的科学。正如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执行主席D.L.西尔斯认为:“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为制定政策中不可取代的一部分。”1978年,美国共有科学家130多万人,其中社会科学家约33万人,约占总数的25%。这种统计还不包括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或工程科学专家而以自己的业务专长部分地介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1971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哈佛大学K.多伊奇等人的研究报告,列举世界各国从1900年~1965年间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情况,其中45项是在美国有关大学、研究所或政府机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设立,到1982年共颁发14次,19人获奖,其中12位是美国人。尽管有观点认为这些情况有时失于公正,但却足以反映美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所占有的主流态势。
美国1776年独立,20世纪初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科技大国,逐渐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社会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以人为本”、“人本先行”的科学理念,是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的问题。正如二战后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说:“我们是在一场精神的角逐中被一种更崇高的观念打败的。真正的问题是道德上的问题———它远非代数的计算所能办得到。”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社会科学也是综合国力,是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第一生产力。美国的经验就是有力的证明,它对未来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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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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