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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口头传统中的月老
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两种相互平行又交互影响的传统：文本传统和口头传统。《诗经》是个经典案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全国范围内最新的文本传统例子。前面的讨论表明文本传统是相对稳定的，虽然最早的版本经过多次改动，但从文本传统中我们仍可看到月老红线是这个故事中最大的影响元素，而疤痕则联系着定亲故事中的预言以及预言的实现。
1980年在中国东北辽宁省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搜集了17个版本的口头故事，后来收录到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在那里搜集的4个故事后来得以分别出版，还有一部2006年搜集的口头版本。接下来将会围绕这些文本进行讨论。这个故事的现代口头传承表明故事本身有着适应本土信仰和价值观的顽强的生命力。
收录在《三套集成》中的17个“定婚店”故事异文，它们的讲述者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从先辈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辽宁省是中国18到19世纪大移民的终点站或中转枢纽，也曾是清朝(1644-1911)统治者满族的发源地，这些历史渊源在故事中都有所反映。有趣的是，在这些故事中，月老元素（以及疤痕元素）是故事的核心，而红线元素和阴间的婚姻簿元素在所有版本中都没有出现。在当地的版本中，用来伤害那个女孩的是石子或土块，而不是刀或针。
第二组的四个异文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特征。月老在三个异文中都以“老人”的形象出现，在另个版本中是“月下老人”。三个版本中清楚地写到谋杀失败后年轻人逃了数百里到达了东北——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对于过去约两个世纪移民（大部分来自河北和山东省）的记忆。而且所有这些版本中的“年轻人”都是农夫，不是学者。
在洪福来的版本中，疤痕元素很独特。与其它版本（眉心的疤、眉毛上的疤或者肚子上的疤不同，这个版本以失去小脚趾为重要元素。如果我们将这个元素与满族的发源地新宾县联系起来会很有意义。这也与广泛流传的民间信仰相呼应：满族人与汉人的不同就在于小趾的形状。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或社会动荡期间，掩饰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很常见的。这一变化揭示了独特的本地文化。
第三个例子就是2006年搜集的谭振山的口头版本。与前两组相比，这个版本的主要元素没有改变，但其它小的元素有所改变；例如，年轻人名字和女孩的村庄名都改变了。这在和观众面对面的口述中是很常见的现象。丁乃通在他的中国故事类型的研究中指岀，“为了提高兴趣，古代故事类型的文学版本，尤其是职业说书人讲述的故事，经常提及一些特殊的人名和地名，甚至真正的口头故事有时会本土化（带有地方人名特点）”。
下面是谭振山2006年讲述的长达7分钟的故事概要：一个叫王小柱的年轻人很穷，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有一天他在一座庙里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搬土块。王小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老人说：“我是给人们安排婚事的月老。这些土块就是男人和女人。把他们放成对儿，他们就成夫妻了。”王小柱问他能不能有个老婆。老人给他看了一大一小两个土块，然后说他的老婆是二十公里外一个村子的小丫头。王小柱很不高兴，他去那个村找到了那个摇篮里的小孩。他想杀掉她，就用土块砸了她。土块砸到了小孩的脸，流血了。他以为她死了，便跑到了几百里外的一个村子。打了几年工后，他开了一家店铺，有了一些帮手。现在他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仍没老婆。有一天，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女孩在他店门口乞讨，说他们从山东来，因为洪水不得不逃到东北。店员们给了他们一些食物。老妇人觉得他们是好人，说自己无处可去，但女儿到了婚嫁年龄，想把她嫁给一个好人。店员们劝老板娶了那个女孩，老板同意了。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在婚礼上他们一起吹灭了蜡烛，他看到她脸上有疤，问她是怎么弄的，她说是小时候被砸到了。王小柱问她以前住在哪里。他听后感到很惊讶并承认是他砸的，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说无论他做了什么，她都是他的，现在他们结婚了，再也分不开了。从此夫妻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们知道月老元素和疤痕元素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对故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婚姻簿和红线元素变成了本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石头和土块。这里我们可以将它和前文提到的“灌园婴女”中的变体联系起来，其中也没有红线元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口头传统与文本传统并不一样，这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民间口头传统中的顽强生命力。这个变异了的口头传统对地方认同很有意义，由此这个故事从地方的日常行为中获得了生命力和有效性。谭先生从他叔叔伯伯们的口述中听到这些故事，其他的一些故事讲述者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地区的这一代人是通过口述传播故事的，但我们仍不清楚这一故事口头传承的历史。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时时相互影响着，如此一来，故事的情节和主要元素才能基本不变以维护传统信仰和价值观，而一些次要元素则改变并适应了当地风俗。
在一些算命流行和旅游繁荣的公共场所，月老元素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是口头传统的另一方面。互联网对月老元素以及故事本身在囗头形式和书面形式的传播和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总之，这个故事在中国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月老元素。唐代月老元素的形成表明兼容的文化互动在此时达到顶峰，月老这个形象是各种思想高度浓缩的象征，而这些思想又根植于多神信仰兼容并存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个故事的变异过程也表明，月老元素在语义和意识形态维度都蕴含了各种意义和起源。其历史来源体现在《诗经》、《周礼》等儒家典籍中，其宗教源头体现在道家的阴阳思想和佛教的定命思想中。然而，这两点之间很难有清楚的界限。实际上，从中国的每个故事中我们都能看到源于各种教义和观念的思想或象征，他们通过复杂的元素得以反映。这也是为什么丁乃通认为“中国的佛教文学并不像欧洲学者想象的那样包含很多民间故事”。
新思想总是通过适应故事中现有的形式或元素而植入的，因此不同的意思混杂在一起。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大量鬼故事揭示了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过去和现在都像居于主导地位的官方儒家思想一样流行。
其次，月老故事在中国的普及也显示了其中“阴阳”的观念，而在中东和欧洲的传播则揭示了对“先知”的信仰。因此，这个故事在形式上看似相似的，但就意义而言，在意识形态上对本土观众来说是不一样的，对文化基本信仰的传播也是不一样的。这一思想进一步解释了“原型论”(bio type)（强调基于本地信仰或习俗的故事或母题的地域性），甚至把它延续到了文化的核心思想。
我们也可以看到：(1)那些经过了社会变迁而依旧存在的元素或故事是根植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中的——他们是信仰和价值观的表达，反过来又在日常生活中巩固了这些信仰和价值观；(2)故事的传承和变异依靠那些在新社会有着共同特征或价值观的元素的保留和发展。那些元素要么保留了形式要么保留了内容，因为他们能被本土说书人和听众所认同，并为面对面交流的小群体们创造文化内涵。
普罗普在他历史性的考察中所使用的方法是试图将“民间故事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普罗普注重同一故事中不同元素之间的联系以便找出共同功能，这个共同功能在文化价值观和历史渊源中的形式和特征具有一致性。他对特定民间故事人物和情节是如何建立在民间信仰和习俗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研究，其研究与本文的讨论有所关联。作为整体的故事必须生动有趣，并同时能让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故事的讲述者和听众理解。运用这一思想来反思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往往忽视一个元素形成和转变的文化根基。如汤普森所说，“历史地理学派研究主要关注故事的内容。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即使故事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故事的情节还是保留了下来”。泰勒对故事历史源头和宗教源头的质疑使汤普森将“定亲”归为“小说（浪漫故事）”一类(850-999)，而不是“宗教故事”类(750-849)。而且，在某些文化中很独特的相似故事类型都没有列在AT类型系统中。泰勒对“定婚店”（“定亲”）故事与俄狄浦斯故事的比较也表明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忽视了故事中表面相同元素背后文化和象征的差异。在研究文化根基时，丁乃通注意到“虽然俄狄浦斯这个主题似乎在（中国故事中）并不存在，但不同形式的乱伦”确实存在。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运用历史地理方法时，我们不应该忽视构成故事元素背后的深层的文化根基，而应该将“故事内容”置于广泛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语境下，考察其意义形成的过程以便使这一研究方法更加充满生机。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照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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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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