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以史学研究为例的话，数字人文的一些研究项目正是建立在史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之上的。以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领导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为例，收录数据时就利用了大量学界的既有成果，例如前辈学者对各类古代官员资料的系统整理和考证，方便学者利用。

但伴随数字人文在国内的日益热门，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疑问。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数字标准化、计算语言学、GIS、HGIS，这些国内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数字人文”？这个专门的提法有什么意义吗？能带来什么新鲜的内容？尤其是对于一向走在“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前沿的图书馆学及情报学，本身就是基于计算的“计算语言学”和已经大量使用数据的量化历史研究，强调“数字人文”似乎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综合这几年看到的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讨论或者会议上的交流情况，笔者的思考是，“数字人文”强调的是面对尚未完成的数字革命中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其面对的是未来的知识体系及方法的建构，其回应的是大数据时代基于学者导向（research oriented）的研究需求与基于资源共享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cyberinfrastructure），其建设的是面向数字出生（born digital）的新生代人类的认知方式系统与路径。使用“数字人文”这个术语不是为了改头换面来强行圈地，而是一种处于更大愿景下的策略考虑，是顺应数字时代而生的。

正如金观涛教授在《数位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中提到的：“因数位技术在大量文本分析中的地位直接和判定知识真实性有关，故它在人文研究中将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更具中心位置。随着适应于各类人文研究（如语言学、历史、文学、传播、民间文化等）不同研究需要的各类专业电脑数据库的建立，以及使用IT技术对文本深度挖掘技术的发展，将会出现一门称之为数位人文学的新学科。”（见项洁编：《数位人文研究与技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

数字人文所带来的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点是，从“基础数据”的层面，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协同合作，并从方法和路径的层面打通自然科学、应用工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艺术的综合研究，也使得研究者从自身的学科立场出发，得以扩展到其他领域，并能以“问题导向”出发，与其他学者协同研究，实现研究层面的资源最大共享化、分析方法的最大通约化和知识内容的最大综合性。

然而，数字人文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倡导之余也要警惕过分乐观。就目前而言，数据的获取和开放程度是中国数字人文面临的一大挑战。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例，已经数字化材料的获得远远不是开放的。各类古籍数据库多如牛毛，但数据共享的做法仍然非常罕见——许多数据库都以商业模式运营，必须得到学术机构和研究者的订购，才能生存。因此，它们的数据开放程度肯定是有限的，这对不同电子资源之间的协作造成一定障碍。

与此相比较，基于互联网的社群讨论和传播，却显得更为融洽、富有活力。许多关于数字人文的学术交流和讨论已经通过非传统的渠道进行，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例如，不少相关的学术动态是在微信号和群组上发布与传播的。与此同时，推动数字人文的发展，还需要更多注重研究的实践，例如培养研究者制作可视化的技能，或传授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操作、解读等技能。随着各种数位学术资源变得盛行，数据库的使用越来越重要，对研究者的培养也理应加入关于这些工具的内容，让学生们对它们的特点和优劣有系统的了解。面对充斥着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可视化图像，我们需要带着什么意识去解读与提问？学者在自己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诚然，不是每一位人文学者都要系统地学习数据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但不管是否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都值得所有文科学者接触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反思。人文社科学生的培养如何应对数位人文带来的新典范，也成为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作者简介：徐力恒，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陈静，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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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572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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