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数字人文学者苏珊·霍基教授的划分，数字人文的发展（主要在北美及欧洲地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70年代主要还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开始使用基于穿孔卡和磁带存储的计算机对古典文本进行语汇索引、作者身份界定等文本分析研究工作，其间最具代表性的文档索引方式为COCOA，出现了首个主题研讨会、学术期刊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参见《数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ed.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John Unsworth, Oxford: Blackwell, 2004）。

1970年代到1980 年代中期是“联合”阶段。伴随计算机的逐渐普及和一系列在英美召开的定期研讨会，数字人文学者之间、计算机和人文学者(主要是语言学学者) 之间进行了联合，以最优化资源投入使研究成果最大化，以COCOA 二代、牛津语汇索引程序(OCP) 和希腊语库(TLG)为代表的一系列程序被开发出来。学者主要致力于语料库的建设与对文本创建、维护和存储方面的程序进行联合开发和推广。

1980年代中期到1990 年代早期被霍基教授称为“新发展”阶段。其间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促使更多的学者通过更便捷、有效和创新的方式进入数字人文领域，而电子邮件，特别是1987 年Humanist 邮件群的出现，使得数字人文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得以在网上活跃交流，更具备影响力。在这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文本编码倡议(TEI)，体现为《电子文本编码和交换指南》(Guidelines for Electronic Text Encoding and Interchange)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则是计算语言学逐渐从计算人文学中独立出来。

1990年代早期到现在的“互联网”时期是数字人文的成熟阶段。由于互联网特别是万维网的出现，使得计算机，特别是图形界面的计算机及超文本成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介入的资源，大量冠名为“档案”的学术出版和研究项目在网络空间中出现，并聚集了学者、编辑、图书馆员和程序员等一批致力于数字人文研究的团队。高校出现了数字人文的专业，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相关项目，数字人文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从近几年由“数字人文组织联盟”（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组织的、全世界最大的数字人文大会的日程和发言里也可看到，数字人文的边界扩展到了一个非常宽泛的范围，基于自然语言分析、统计方法的“传统”的文本分析已经进入方法的扩散和多样化的阶段，特别是随着R语言、Python语言在人文学者中的日益普及，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自行开发各种“定制化”的工具包来解决人文研究中的特定问题。而GIS技术和HGIS也被大量应用，成为数字人文中的基本方法与途径之一。相对较新的VR和3D建模也开始从考古、建筑走向了历史、文学与艺术领域。图像识别及数据可视化也成了这几年的热点议题。

中国高校的第一个数字人文中心是武汉大学在2011年建立的，至今仍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数字人文中心，是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旗下亚太数字人文中心网络（Asia-Pacific DH centerNet）的成员。在组织形式上稍有不同的另一机构是南京大学的“数字人文与超媒体GIS工作室”，着重对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研究。台湾地区则主要有台湾大学长期投入、项洁教授领衔的数位人文的研究，2007年已成立“数位典藏研究发展中心”，2012年改名为“数位人文研究中心”；而台湾政治大学既有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开创的数字人文计划，也成立了文学院下属、郑文惠教授领导的“数位人文研究中心”。香港的公开大学也在2015年成立了“数码文化与人文学科研究所”，举办相关会议，推动数字人文的学术交流。而从2015年开始，包括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多个内地高校都举办了与数字人文相关的主题会议，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关注，各院校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项目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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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572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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