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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朝鲜王朝和中国的来往极为频繁，朝鲜使节(所谓燕行使者)经过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或者东北，频繁来往于两国之间，所经历的正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东北亚交通线。朝鲜朝野倾慕中华文化，朝鲜王朝甚至以“小中华”自居⑩。朝鲜王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宣祖实录》称：“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之《文选辩证说》则认为朝鲜自古文章风流，不逊中华，古称“小中华”，并说：“我东之文名，自殷太师避周来东始，大名于唐，许以‘君子国’、‘小中华’，则文章亦何逊焉。中国亦多称之。如皇明宋景濂，奖诩不已。高巽曰：学问文辞，与中国无异。祈顺曰：外国文献，朝鲜为首;文物典章，不异中华。此岂非一片海东，为中华之一流也欤!”尤其是明朝覆亡，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朝鲜王朝的中华意识更为强烈，朝鲜实学家金履安(1722—1791)《华夷辨》谓：“今也戎狄入中国，中国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于是地不足辨之而论其人也。然则当今之世，不归我中华而谁也?”[5]俨然以中华文明正统自居矣，既自居正统，就必然认自己为世界版图和文明的中心，而《山海经》中关于古代朝鲜的丰富记载，恰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凭据。因此，以《山海经》为蓝本的《天下图》出现于明清易代之际，流行于清朝时期，可以说是时势使然。朝鲜王朝及其知识分子以《山海经》所呈现的世界版图为依据，据以将自己置于与中原相密迩的世界中心地位，借以凸显自己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可谓有典有据，名正言顺。
在明清之际，中朝之间政治、外交和军事频繁来往的同时，中国的典籍也大量传入朝鲜王国，这些典籍中，就有《山海经》。韩国学者闵宽东在《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一书中指出，《山海经》可能早在晋代就已经传入韩国，但是，《山海经》大量传入韩国，则是在朝鲜王朝时期，《朝鲜王朝实录》中就有数处提到《山海经》，如太宗十二年(1412年)八月己未：“命史官金尚直，取忠州史库书册以进，《小儿巢氏病源候论》、《大广益会玉篇》……《经典释文》……《白虎通》、刘向《说苑》、《山海经》……，《新唐书》、《神秘集》、《册府元龟》等书册也。”(《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卷二十四)，成宗二十一年(1490年)二月丁酉：“下诸道观察使曰：东来历代史详书，《陆贾新语》、《楚汉春秋》、《唐臣奏议》、《魏略》、《陈后山集》、《韦苏州集》、《司马温公集》、《司马先生家范》、《太平御览》、《山海经》、《唐鉴》、《管子》、《文苑英华》、《文章正印》等册，广求岛内民间，上送。”(《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卷二百三十六)[6]236～237闵宽东广泛调查了韩国各图书馆中所藏的《山海经》版本，发现这些藏本“大半都是明、清人之校订、笺疏而成的。此书的出版年代皆为17世纪以后的”[6]236～237。这些献书和藏书记录足以表明朝鲜王朝的朝野上下对于《山海经》一书的重视以及此书在朝鲜王朝时期的广泛传播，朝鲜朝野之所以对《山海经》一书如此爱好，自然并非仅仅像中国的读书人一样，将之视为愉悦情志的小说志怪之书，而是因为这本最早且系统地记录了朝鲜地理的古老文献，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朝鲜在华夏文明历史和地理版图中的位置。
可以为朝鲜王朝的中华意识提供有力证据的是与《天下图》同时绘制的《中国图》。在《韩国古地图》一书中，还收录了数幅题为《中国图》的地图，这些地图与《天下图》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天下图》所呈现为华夏之外的四夷地理，《中国图》所呈现则为华夏世界的内部地理，两者一内一外，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华夏—世界、中心—边缘的天下图式，其关系正如现在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之间的关系一样，因此，《中国图》应该是和《天下图》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并且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反映。《中国图》具体而微地描绘和标识了中国的山川州域，图中系统地标识了《禹贡》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说明它基本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禹贡图》模式，与传世的宋、元、明各代所绘中国九州地图如出一辙。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出自朝鲜王朝绘图者之手的《中国图》中，有一点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禹贡图》，那就是这些地图无一例外的都在图的右上角即中国的东北方绘出了朝鲜，而与中国一衣带水并很早就被纳入东亚朝贡体系的日本在此类图中却不见踪影，有些《中国图》尽管在东海中标出了“日本”之名，日本列岛的地形却全未绘出，与疆土轮廓被详加勾勒并与中国版图连为一体的朝鲜相比，相形见绌。《中国图》中的日本，不过是与同样仅于图中标出名字的琉球、真腊、暹罗一样，只是一个朝贡中华的海外夷国而已，与中华的关系较之朝鲜要差一层。绘图者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借助于此图将朝鲜纳入中华文明版图的同时，也将日本排斥于中华文明版图之外，相对于包括了朝鲜的中华世界，日本还是一个尚未充分中华化的文明的“他者”，那幅四夷杂陈的《天下图》才是它应该自处的位置，而把日本这样一个毗邻中国和朝鲜的国家排斥在外，列为四夷，则反过来进一步确证了朝鲜对于中华文明版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结 语
总之，由于《山海经》一书中保存了关于朝鲜半岛地理最早的记载，同时由于明清之际朝鲜王国对于华夏文明的强烈认同感，《山海经》这个古老文本和朝鲜王朝的精神世界才一拍即合：一方面，《山海经》在朝鲜王国获得了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从来没有过的荣耀和地位;另一方面，朝鲜王国也从这个文本中获得了其他文本所无法提供的身份证明和自我满足。因此，《山海经》这本书才成为朝鲜王朝赖以想象世界并借以构筑其世界观的基本图式，而大量复制的《天下图》(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国图》)则是这种世界观的形象写照。《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世界地理大多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战国早期某位文人基于其当时有限的地理知识的向壁虚构，与真实的世界地理可谓南辕北辙，因此，这幅朝鲜《天下图》在地理知识上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这幅地图尽管不是世界地理的可靠投影，却是朝鲜王国世界观念和中华意识的真实反映，我们无法据以获得一个真实的世界地理图景，却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朝鲜王朝的幽邃心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幅地图是一幅较之真实的世界地图更令人着迷的精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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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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