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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重 外围环形大海中的地名
此一范围内，只有两个地名，即分别处于版图的东西两极海中的的两座山。
东方:流波山，绘一山，山上有树，附注曰：日月所出，扶桑。
西方：方山，亦绘一山，山上有树，附注曰：日月所入，盘格松。
《天下图》的世界版图结构及其所呈现的海内外的方国、山川，大致如上所述。这一天下图式与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地理相差甚远，就是与当时东亚文化圈中已有的世界地理观念相比，也大相径庭。试将之与年代相近的明末章潢所撰《图书编》中的《四海华夷总图》(图3)相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四海华夷总图》中，中国位于天下中央，四面环海，其疆域占了整个世界的主要部分，海外四方分布着一些无足轻重的蛮夷小国(其名目大多见于历代史志记载)，形成了以华夏世界为主的天下的边缘，这正是屡见于诸书、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熟知的世界地理图式。《天下图》尽管同样把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之中央，反映了与《四海华夷总图》同样的华夏中心观，但是，其所呈现的天下形势和方国地理与前者迥异其趣。就天下形势而言，这幅图所呈现的是一个大陆和大海环环相套的多重同心圆世界格局，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疆域远较中国广大的异域;就方国地理而言，这幅图记载了众多的域外方国，这些国家中，除了常见史书记载的朝鲜、日本、琉球以及西域番胡诸国、南洋诸国之外，绝大多数不仅不见于《四海华夷总图》之类的世界地图，连专门记载异域方国地理的历代四裔志、职贡图之类的文献中也很少见其踪迹。
二、《天下图》与《山海经》
那么，朝鲜王朝《天下图》中所反映的世界想象和地理知识究竟有何来历呢?其实，凡熟悉《山海经》一书者，就不难发现这幅地图与《山海经》之间的渊源关系，《天下图》在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都与《山海经》一脉相承，可以说，这幅朝鲜王国的世界地图就是《山海经》所记述地理知识的形象图示。
《山海经》十八篇，可以区分为前五篇《山经》与后十三篇即所谓《海经》两部分。各篇的内容，除了偶涉中国地理之外，通篇所记皆为中国之外的“海外”“大荒”，异域方国的山川、人种、风俗和神怪。《海经》所呈现的世界地理图式，可以分为由内到外的三个层次，构成典型的同心圆环套结构：处于中央的是《海内经》四篇所构成的中国;中国之外环绕着《海外经》四篇构成的环形大海，即海外世界;环形大海之外复又环绕着由《大荒经》构成的环形大陆，即大荒世界。《海经》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天下四裔的地理图式，因此常常成为古人想象未知异域世界的现成依据，因此，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在绘制海外地图时，就想当然地将这些仅见于《海经》的方国描绘或标注于地图的相应方位，这一点在传世的多幅明人所绘地图中就有所体现，例如上文提及的《四海华夷总图》，甚至到清朝晚期，尽管当时中国人关于域外地理的知识日益丰富和确切，但是，在当时绘制的一些地图上，仍能见到《山海经》中海外方国的踪迹，如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绘制的《古今舆地图》(图4)中，也出现了《海外经》中的海外方国。
朝鲜王朝《天下图》与《山海经》地理模式之间的渊源关系远较中国古代舆图密切。与中国明清地图中来自《山海经》的内容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花边”点缀不同，朝鲜《天下图》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山海经》的忠实描摹。《天下图》所体现的大海与大陆环环相套的同心圆结构，显然是源于《山海经》海内、海外、大荒的三重世界图式;《天下图》中所标注的具体的山川、岛屿和国家等地理要素及其名称，除了中国本土和西域番胡诸国以及少数几个南洋国家是屡见于历代四裔志、职贡图之类文献的记载之外，大多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其来历。尤其是包围着中央大陆(中国朝鲜及西域)的环形大海以及大海之外的环形大陆中的诸国，几乎全都是出于《山海经》：环形大海中的诸国出于《海外经》，环形大陆中的诸国则出自《大荒经》，环形大陆之外、包围着整个世界的外围大海中所标明的两个岛屿，即东极日月所出之山流波山和西极日月所入之山方山，则分别出于《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在《大荒经》中它们就是日月出入之山，《天下图》特意挑出这两座山绘于图的东西两极，并刻意标明其为日月出入之地，旨在说明这里已是日月之所出入的世界的边缘。
其实，《天下图》中，不仅海外、大荒的地理图式深受《山海经》的影响，即使其中所呈现的中国本土地理，也体现了《山海经》的影响，可见其受《山海经》地理观影响之深。在这些地图中，关于中国本土地理的描绘和标注极为简单，仅画出和标明区区几座山峰和几条河流。山峰除了著名的五岳(泰山、衡山、嵩山、华山、恒山)，还有昆仑山、天台山、三天子鄣山等三座山，而这三座山皆始见于《山海经》。昆仑山在《山海经》中地位显赫，《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诸篇俱大书特书，天台山见于《大荒南经》，三天子鄣山见于《海内南经》《海内东经》《海内经》诸篇。河流则仅描绘并标识了黄河、赤水、羊水和黑水四条河流(另有一条河流虽画出但未标名称，据其位置判断似为长江)，图中四水皆发源于昆仑山。《天下图》此一水道格局与滥觞自《禹贡》水系和中国传统的“四渎”概念(河、济、淮、江)均相去甚远，它所反映的正是《山海经》的水道体系，《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洋水、黑水出西北隅……”诸水皆出昆仑山，对比《天下图》的水道体系，与《山海经》此段所述若合符节。
综上所述，足见这幅朝鲜《天下图》所呈现的世界地理，无论其整体图式还是其具体内容，几乎都是脱胎自《山海经》。朝鲜王朝的地图绘制者对于《山海经》这部古老的华夏典籍如此念兹在兹，实在是耐人寻味。众所周知，早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即已经依据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西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重新绘制了更为详细的《坤舆万国全图》并进献给万历皇帝。刊印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三才图会》中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图5)显然就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简化版，由此可见，利玛窦地图出现不久，就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开始传播，并对中国读书人的世界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诸如《三才图绘》之类受利玛窦坤舆图影响的地图，在当时还只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域来风，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四海华夷总图》之类的传统舆图模式，这一图式可以追溯到《禹贡》，将近两千年的潜移默化，使这种图式早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要将之连根拔起，尚需等到数百年后的晚清时期西方现代科学全面输入之后，单凭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莫之奈何的。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尽管晚明时期西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已经随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中国，但大多数中国地图仍延续着传统《禹迹图》或《华夷图》的模式，仍明显地保留着《山海经》想象地理的印痕。如《古今舆地图》(图4)中，《山海经》的方国仍依稀可辨，东南海外仍标注着位置不明的“小人国”和“大人国”。
不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古代圣贤“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类观念的影响，所以，尽管历来将《山海经》视为天下地理书，但由于此书充斥着“六合之外”的“怪力乱神”和“殊方异类”，因此从来没有将此书认真看待，而大多对之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因此，《山海经》一书对于中国主流地理学和传统世界观的影响一直是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在传世的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上，源于《山海经》中那些惝恍渺茫的域外方国仅限于点缀在版图四隅的数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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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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