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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汉魏时期出土的大量画像石、墓室壁画等描写农事劳作场景的图像则有了改观，开始零星出现田埂、田垄、禾堆、树木、房屋等场景，开始具有具体空间性表达的苗头。但就整体言之，汉魏时期的农事图像在空间表达上仍旧是不明显的，仍旧以行为动作的简单描绘为主。当然，这种空间性的缺乏不单单是当时农事图像所存在的问题，而是早期中国画的共同特点。正如著名中国绘画史家高居翰在谈到中国早期绘画时所说的那样：“这些形象构成图画时，它们就独立并列，并不相互融合在一起，形象与形象之间，形象周围，都是空白的;空间除了把各个形象分割开来之外，本身并不存在。”[14]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应该与当时的绘画技法直接相关，即在风格上以写意而非写实为主。实际上直到唐代，写实的画风才变得日益盛行起来。[15]与此画风的转变相适应，唐、五代时期具有明显空间性表达的农事图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如甘肃敦煌莫高窟445窟的唐代壁画《耕获图》(图2)、甘肃安西榆林窟38窟的五代壁画《耕获图》(图3)[16]等。这些图像虽然仍旧具有一定写意的意味在里面，但远山、田园、树木、房屋等已是清晰可辨，具有了明显的空间性意向。
图2：（唐）《耕获图》
图3：（五代）《耕获图》
至宋代，随着楼璹《耕织图》(今已不存)的创绘，成体系化的耕织图开始出现。作为历代绝大多数成体系化耕织图的“母图”，南宋楼璹《耕织图》是楼璹在担任於潜县令时出于对皇帝农务之诏的响应及自己的悯农情怀，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据实情绘制而成的。“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苦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他务，首下农务之诏，躬耕籍田之勤。伯父时为於潜令，万忆民事，概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17]因此，楼璹《耕织图》基本是对当时、当地实际劳作场景的反映。此后的历代体系化耕织图(棉织图除外)基本均以楼图为基础绘制而成，只是在图幅、画面细节等方面稍有变动。而在绘画风格上，体系化耕织图承前代之画风，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性表达意向。总体言之，中国历代《耕织图》的具体空间表现主要有两个，即田野与庭院，而这正是与“耕”与“织”相对应的，即“耕”主要在田地中进行，而“织”则主要在庭院，也即家庭中进行。
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历代耕织图的“耕”图所描绘的空间基本均是在家庭之外的野外空间。这些图幅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画法(康熙、雍正《耕织图》除外)，运用上远下近的示意方法，将山石、树木、农田、道路、作物、劳作的人等要素纳入到一个统一画面中来，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空间感与真实感。[18]以明代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第10图“收割”(图4)[19]为例，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小山，往前有枝叶茂密的大树、竹从、乱石及已收割过的稻田，再往前是大块的田埂，上面长满了杂草，此外还有一身穿长袍、头带冠帽、手持长柄伞的老者站立其上。最前面则是水稻田，为将田埂与田面相区分，在两者相交之处又画上了低矮的断崖式堤岸，以便将田面凸显出来。田中是六个正在劳作的农夫，三个挥镰收割，一个在捡拾稻穗，一个在捆稻把，一个在挑稻把。总之，通过山、树、田埂等物的结合并加上人的活动，描绘出了一个明显的野外劳作场景与空间。当然，并非所有的耕作环节都是在野外进行的，除去大田劳作外，农具与肥料等生产资料准备、谷物加工等环节则通常并非是在野外而是庭院、房屋中进行的，对此耕织图中亦有明确反映。仍以邝璠《耕织图》为例，第12图“牵砻”(图5)、第13图“舂碓”(图6)、第14图“上仓”(图7)、第15图“田家乐”(图8)[20](即收获后的农家聚饮)的空间场景，从梁柱、墙壁及其装饰、桌椅、屋瓦等的描画，即可明显看出是在房屋内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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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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