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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芝加哥大学也是以杜威、米德为代表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兴盛的时代。米德在论“现在”的哲学著作《关于现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里面，直接援引了帕克的社会学解释何为emergent present。米德对“现在”的讨论非常繁复，和当时盛行的如伯格森对“绵延的现在”的讨论，以及受其影响的意识流对现在的捕捉都很不一样。米德强调，“现在”是一个拥有开放结构的突生的(emergent)事件，而非时段。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对“过去”(或者说历史)和“现在”关系的讨论。在他的理论中，突生的、开放的现在是唯一的现实(reality)，而过去和未来都是理念结构(ideational)。未来如同乌托邦是一个理念结构，这不难理解。然而过去，或者说历史，虽然已经发生并不可更改，但是它对于具体行动者的效用(effect)却是实实在在受到“现在”所指引的。简单来说，每个人都是传统的继承者，但不是被动的继承者，我们肩负的传统可以很轻，却时时刻刻需要对现在审时度势，并且保持开放，以之为指引。这是实用主义对待历史的一个核心态度。
如果说燕京社会学从芝加哥学派那里获得了一种对当下的研究兴趣，而将这一兴趣导向到对边疆少数民族——“他者”文化的研究，则多多少少受到了另一支思想源流的影响，那就是以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尤其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和进化论及传播论派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梳理，最好的著作当属斯托金(George Stocking, 1987; 1995)。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功能主义学派的历史观，其对“现在”所持的立场，尤其要置于英帝国殖民主义转型背景下来考量。
燕京学派的田野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来自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功能学派。(Earnest Gellner [1998]提到作为波兰移民，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受当时中欧对民俗文化研究方法的影响。)这与传统的如弗雷泽所推崇的“摇椅”上的民族志资料搜集有本质不同。马林诺夫斯基对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民族志有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以一种研究活化石的态度研究非西方“他者”社会，本质上在于捍卫“文明”和“原始”的界限，从而将非西方社会隔绝在西方的时空外面。(所以传统的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主义对“野蛮人”镜像的投射是非常不同。见Stocking [1987]与Mantena [2010] 的细致讨论。)功能主义采取田野调查方法对当下非西方社会的观察，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态度的扭转。
在功能学派看来，将非西方社会视为传统的整体，而忽视其与西方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命运，这样一种刻板的类型化是传统民族志的创造。它直接服务于殖民主义的“间接治理”(indirect rule)的理想，即尊重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权威，将统治权委任给酋长或部落首长，而不让白人统治直接破坏当地的社会结构。(梅因一直被认为是“间接统治”最重要的理论奠基人，对此的讨论可见Mantena [2010]与Cohn [1987]。)对卢嘉勋爵(Lord Lugard)的《赤道非洲的双重使命》(The Dual Mandate in Tropical Africa) 这一 “间接治理”集大成的著作，马林诺夫斯基有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将非西方社会视为完整的“传统”社会，是殖民官员、传教士和民族志书写者对原住民社会的败坏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歪曲的重现。(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和卢嘉勋爵之间的争论，见Stocking [1995： 252， 399]。)殖民并不是肤浅的过程，在保存原住民的社会结构的同时，只是增加了另一层的政治依附关系;恰恰相反，无论传教士还是殖民者，都深刻改变了原住民社会的肌理。这种改变是破坏性的，不仅从根本上抽掉了传统的基础，而且深刻改变了原住民的欲望和情感结构。没有一个被殖民的社会是不期待现代化的，而现代化所承诺的物质和文化，对于被殖民社会来说又往往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殖民地绝非传统的家园，而是充斥着利益斗争、传统权威丧失的、正在解体中的社会。(马林诺夫斯将其称为detribalization。关于这一过程的详细论述，见Malinowski [1945]。)学者必须对这一正在展开的现实做出回应，这正是功能主义眼光对准当下而非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取向对燕京学派的影响尤其深入。吴文藻在发表于1941年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见《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 虽然沿用了“边政”二字，但是他所倡导的“边政”与传统以治边官僚系统为核心的边政有本质的差别。他所强调的边政，更接近于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倡的以进取开明政策(forward policy)为方向的边疆行政。(关于forward policy 的阐发，可见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Audery Richards [1932]。)这一进取开明政策以普遍的现代化为根本目标，尤其看到边疆社会面临的资本入侵、传统解体、人口失衡等等问题和汉人社会基本是一样的。事实上，此一时期对欧洲“进步主义”(progressive)殖民政策进行深入思考的不仅仅是燕京学派。比如，当时任教于大夏大学的吴泽霖在《边疆社会建设》(收入《边政公论》，第2卷第1—2期)一文中，对美国西进运动，尤其是3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的农业改造(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英国的新殖民政策乃至苏联在中亚和西西伯利亚的工业建设，做了类比研究，认为这些都是思考重建边疆社会的重要模型。这些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皆以普遍的现代化为基本目标。
更系统的论述当属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1944)。边疆“社会工作”的命名恰恰是针对“边政”的。社会工作带有强烈的“社会服务”的意涵，这当然与教会大学的基本氛围是一致的。边疆社会工作强调的是以社会群体——如大学生、专家、技术生产者，而非传统边政制度——作为桥梁实现族群之间的沟通、融合和共同现代化。比如在《边疆工作展望》(收入《边政公论》，第3卷第12期)一文中，李安宅提到，边疆社会的重建仰赖于新时代的学者和有志于边疆实务的各个群体，而不是陈腐的边政制度和官僚机构。这些群体将以非政治化的方式，如办学和设立教育研究实践为一体的工作站，促进族群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经济发展。旧式的边政制度过于国家主义，并且带有过强的军事征伐意味，而叠床架屋的边疆官僚系统导致事权极不统一。对于因为遭受战争、经济破产、人口流失等重重厄运的边疆社会来说，首先要看到的是，它们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描述的殖民地社会一样，是正在解体的社会。旧式边政制度对传统权威的强调，已经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新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修复边疆社会的组织，其重要性要高于重整边政制度，而这正是燕京一派民族志社会学在族群问题上的一个基本主张。
四、结语
上文梳理了自“民族”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以来，民族学和社会学作为两大新兴社会科学，在发现民族这一过程中所做的不同努力。在士大夫传统式微而职业化学术兴起这一大背景下，民族学和社会学无疑提供了两种重新思考“他者”和自我文明主体的不同思路。这两种视角背后蕴含了不同的政治思考。 比如，1947年4月在成都召开了题为“边疆自治与文化”的会议，会议邀请了蒙藏委员会的代表和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该次会议的讨论发表在《边政公论》(1947年6月，第2期)，包括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在内的民族学家和许公武等历史学家对如何应对边疆民族危机和再造边疆社会做了重要发言。在讨论边疆和民族关系的时候，马长寿谈到“民族”概念过于模糊，不足以解释边疆社会的构成，边疆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在一特定地域，社会中总是存在多民族互动的。(见马长寿发言， 收入《边政公论》[1947]，第6卷第2期，第3—4页。)凌纯声和芮逸夫的发言直接点明，所谓边疆“民族”冲突并不是由“民族差异”而造成，更直接的原因是边政制度的懈怠和失效。(见凌纯声、芮逸夫发言，收入《边政公论》[1947]，第6卷第2期，第1—2页。)许公武的发言进一步以蒙古为例指出，所谓“蒙汉”冲突的背后，是蒙旗和县治界限不清而导致的权责不明，这是晚清以来盟旗制度衰落而新国家政权又无法直接加强对边疆治理的直接后果。(见许公武的发言，收入《边政公论》[1947]，第6卷第2期，第4页。)由这次讨论可以看到，民族学对“边政”败坏这一核心主题有深入的思考。对于很多民族学家来说，边疆危机首先是制度危机，缓解边疆危机最重要的是确保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其治下完善边政制度。这再次充分证明，对于“国族”的思考，无论是国族作为历史上延续的共同体，还是国族赖以存在的国家制度，都是民族学在探索“他者”文化时的一个基本底色。这与当时国立大学的研究氛围也是不可分的。
与民族学相比，燕京一派的社会学在讨论民族问题时，并没有直接从“国族”出发。无论国族的构成，还是边政制度的历史沿革，都不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学家从田野调查出发，着重考察的是基层行政体制之下的婚姻、家庭、财产、人口以及流动，而这些是社会生活组织的基本成分。在他们看来，边疆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边疆社会组织的逐步解体，其原因不仅在于政治制度的败坏，更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从西方向东方、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渗透。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宏观政治上面对这样的处境，更要从微观的社会参与上直接研究并改善这一处境。这也是李安宅所言“边疆社会工作”的基本要义，即以社会服务的形式，以耐心细致的研究对边疆的实务有所助益。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教会大学的实用主义取向。
对这两种专业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在民国早期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职业化过程：一方面看到了新学科和旧知识之间的传承，另一方面也看到学术思想资源跨越国别意义上的流通。在纵向和横向方面，思想的流变和整合形塑了各具风格的研究气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现代化和职业化展现的一个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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