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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知识形态的差异固然可以解释为沿袭了不同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生长于以国立研究机构和教会大学为代表的两种非常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情境中。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代表了这两种教育制度培育的不同的学术气质和世界观。虽然用知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来概括这两个知识群体，但本文试图勾勒的正是卡尔曼海姆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图景：在作为整全的儒家士大夫文化解体后的现代中国，知识生产的职业化如何形塑了纷呈的、甚至冲突的学科以及学科背后特殊的精神气质。
二、 民族学与发现他者
“发现他者”是脱胎于近代殖民主义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对此，萨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91)一书中已有批判性的论述。伴随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出现的对非西方社会的开掘本身是一部政治和经济征服的历史。将非西方文明客体化、物化进而将其移出以西方文明为主轴的启蒙的、进化式的历史进程，从而将其变成静态的文化标本，则是政治经济征服背后更为深刻的对思想意识的形塑。而这正是近代西方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及人类学兴起及传播带来的最重要影响之一。(Timothy Mitchell [1996] 对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在殖民埃及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影响有深入讨论。)学者进而把发现他者这一主题推进到对很多所谓民族国家(如英国)内部政治民族一体化的过程中。对文化他者的想象可以是对内在他者的想象，在这一思路推动下，产生了一系列对内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zation)的研究。(如政治学家Michael Hechter [1975] 对英国如何征服并整合凯尔特边缘的研究。)
如果说对于17、18世纪新兴的欧洲殖民主义来说，发现和认识他者是重新确定世界秩序的重要手段，对于传统的陆地帝国如沙俄来说，与异文化的相遇、碰撞并接纳早已是帝国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即便对俄国来说，17、18世纪也是一个对异文化兴趣陡增而民族志勃兴的时代。这方面最精辟的论述当属当代重要俄国史学者斯莱兹坎(Yuri Sleizkein)。在《自然主义者和民族》(Naturalists vs. Nations，1994)这篇文章中，他谈到17世纪的莫斯科人并不热衷于旅行，因为对他们对遥远的土地和风俗不同的人民并没有猎奇般的兴趣。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土边界的概念，对于陌生的社会，若非与沙皇已经缔结朝贡关系，他们没有探究的热情。而这一切在彼得大帝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由西欧传入的自然主义学说，伴随着对未知地理的热情，尤其是政治野心，引发了书写民族志的热潮。在这一时期真正产生了如何根据风俗文化来划分界定民族(nation)的学问，而沙俄也被想象成一个多民族的政治体。民族志的历史，正是发现多元他者文化的历史。(另一个陆地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也有一段相似的历史。对帝国之下异民族的发掘，也可以是重新界定中心和边缘 [对应于现代和前现代] 关系的过程。见Ussama Makdisi [2002]。)
发现他者也是民族学引入中国以后确立的一个重要主题。民族学的概念于辛亥革命的前夕引入，民族学学科的建立也正处在从清代大一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区域地理、经济乃至民风的关注在传统帝制下是非常普遍的。比如霍斯特勒(Hostetler，2001)研究了清代地图中苗疆的界定，而最突出的莫过于乾嘉时期就全面兴盛的西北舆地学。(关于西北舆地学的专门研究，可见郭丽萍[1997]与彭明辉[1995]。)如唐晓峰所言，传统的地理学是王朝地理学。因为它集成了中心—边缘的政治框架，清代民族志式的知识收集服务于具体的政治目标，如清康熙以来历次西征对准噶尔蒙古的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新疆和西藏的政治力的加强。这使得西北在清帝国的构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西北舆地学得以兴盛的基础。在中心—边缘的框架下，與地学关注更多的还是地理政区的沿革。(关于帝国中心—边缘框架以及落实到具体边政实践上的表现，如羁縻府州、土司制度等，见王柯 [2001]第一章。)对异文化的探寻以及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考量，并不是它的核心。这是留待民族学出现以后的一个新的命题。
民族学引入于晚清，它的阐发依托于两大框架：一个是“国族”的框架，一个是历史的框架。 关于民族学如何引入中国以及内在的重要流派，前人已有精彩详细的论述。(如王建明[1997]、徐益棠[1944]、马长寿[1946]。 第一个民族学研究的高峰成形于1906年左右，主要是由传教士发起的。早期的民族学和地理探险密不可分，中央研究院对民族学的推动也多少源于和外国探险家的竞争。)在早期文献中，“民族学”和“民种学”“人种学”常常是混用的 (如蒋智由，1903)，说明“民族”在最初的语境中兼有人种(race)和民种(folk)的含义。而梁启超早年的一系列文章， 如 《中国史叙论》(1901)、《论民族竞争之大事》(1902)和《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6)，更是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构成问题，而对此一问题的探寻正是日后民族学的基础。以认识和建构“国族”为目标，民族学的研究致力于揭示中国国土上世居多民族在历史上的流动和融合。而对于“国族”框架的另一扼要解释可见于当时盛行的杨度的《金铁主义说》(1907)。文中同时提出了“五族共和”以及“中华民族”的概念。和梁启超一样，杨度同样秉持“国族”框架，国优先于族，如果国之不存，民族也无法自持。 在日后民族学家或者说保有民族学眼光的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如傅斯年《东北史纲》和凌纯声、芮逸夫《松花江上游的赫哲族》)，对国土以及地缘政治的敏感性是持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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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微信号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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