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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族学研究着眼于历史。蔡元培在发表于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中指出，民族学有别于人类学，因为前者研究不同文化，而后者研究不同体质;民族学也有别于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是当前社会，而民族学着力于史前文化，它重在对非文本的史料的挖掘，进而以其考证传统史料的正误，从而将对古代文明历史研究的兴趣做最大的拓展。(见蔡元培[1962：6]。有关民族学对新史学的贡献，具体讨论可见桑兵 [2008]。)1917年蔡元培出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在其领导下北大实现了从培养官僚的教育系统向德国模式的现代研究性大学的关键转变。蔡元培改革之前的北大综合了日本式的高等专门教育(如重法、商、医)和传统的官僚教育(关于北大的历史转变，参见Weston [2003: 131])， 蔡元培的改革全面重塑了以文理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1928年蔡元培参加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在其后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民族学学者。(关于这部分历史，可详见王建明[1997]。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民族学著作有：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瑶民的研究[1928]，林慧祥对台湾番族之研究[1929]，凌纯声、芮逸夫对湘西苗人的研究[1933]等。)
与传统舆地学不同，民族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现代学科，已经不再直接服务于王朝对疆域的统治。因此以同化或者“文明化”为目标所做的中心—边缘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了。民族学重在发现“他者”，但并非割裂“他者”，而是重新梳理“他者”和以“自我”为代表的文明主体在历史上的互动与融合。而这互动与融合，很大程度上还是以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为其宏观边界的。这是其“国族”史观最核心的内容。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3) 为例，研究者收集了丰富的文字、口述、影像乃至声音材料勾勒出作为一个整体的苗族地方文化，但是其文化的变迁升降与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行政势力在当地的扩展或收缩，有直接的关系(参见报告第六七章关于苗官和清代驻防体系的演变， 尤其是67—75页关于苗乱形成原因的讨论)。凌纯声另著有关于中国边政制度的若干文章。(如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1943]，收入《边政公论》第2卷第11—12期及第3卷第1—2期。)他比较了西南土司制度和蒙古扎萨克制度，指出土司任命和继承直接通过礼部，因此土司和流官之间有过渡的可能;而蒙古扎萨克制度直接受到理藩院的领导，和汉人的文官系统完全不同。根据和以汉人为主导的官僚系统的远近，从而判断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据此，凌纯声构建了多民族的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汉人居于中心，蒙古和西藏居于中间，而西南居于最边陲。(见凌纯声[1953]，《边疆文化论集》。)其潜在意涵为，因为蒙藏和汉人的文官体系相距最远，政治上最为棘手和重要。由此可见，民族学研究始终与“国族”政治目标紧密相连。
这样的学术关怀，不仅来自于民族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对清末以降“国史”问题的直接回应乃至它与传统舆地学在“边政观”上的传承，同样也受到它产生的制度基础——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以及外来思想学术资源的深刻影响。有关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差异，将在下文论及社会学时谈到，此处要提及德国学术的影响。
社会学家史坦梅茲(George Steimetz)在其对德国殖民主义的研究大作《魔鬼的书写》(The Devil’s Handwriting，2007)中指出，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德国汉学界对中国一直保持一种敬仰(sinophile)。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叹服于中华文明的深邃，更重要的是对儒家以经典为中心的学者—文官培养体制的膜拜，当然也折射出其对自身文官系统的认同。(Fritz Ringer[1990]对伴随着普鲁士的崛起，教育精英[mandarin elite]如何受到新兴的商人和军事精英阶层的排挤，有深刻的分析。)而反过来，从民族学的例子也可看到当时中国学者感受到的与德国学术之间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是有其历史偶然原因的。一战以后，德国的巨额战争债务只能靠发行货币来缓解，这使得德国马克在20年代彻底崩溃，吸引了大量海外留学生(Ringer,1990:62)。傅斯年、俞大维、罗家伦都是在这一时期因为马克的贬值而从英国或美国辗转来到柏林的。在此一形势下，德国对中国政治学术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不仅在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获得了直接的回应，同时国民政府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直接以德国为模板。(关于这方面及这一时期中德外交关系，可见William Kirby [1984]。)
在人文学科方面，民族学的例子反映了在对“他者”的想象上，中国和德国传统之间的另一种亲和力。苏苏珊·马常德(Suzanne Marchand)在《德国东方主义》(German 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德国的东方学或者东方主义的旨趣与盎格鲁萨克森的传统迥异。德国并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广袤的殖民地，所以和英国人类学不同，德国以语言学、神话学及古典学为基础的东方学，没有和现实的殖民地治理直接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浪漫主义的，而非实践性的。如果说区分“自我”和“他者” 并且在实践上捍卫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殖民主义人类学最核心的内容之一，那么德国东方主义展示了另一种认识他者的可能(当然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殖民主义的可能)。马常德指出，自施莱格尔以来，德国语言学试图在日耳曼语言和波斯文及梵语之间经由拉丁语和希腊语建立历史关联，重在揭示日耳曼自身的文明主体甚至可以追溯到印度北部。这是通过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他者”的发现，重新界定自我范畴的努力。这和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学经由发现内在的“他者”而重新界定国族的努力是相通的。这样的努力与当时另外一支学科——社会学发现“民族”所走的路径是迥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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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微信号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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