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望舒明显不知道这个传说，而是描绘了一个名字改得不好，也没有看相技巧的相师形象，篇末以太太向丈夫争宠为例子，不甚贴切。而“两公婆见鬼”中的“见鬼”，实取双关语，并非真的指“遇到鬼”，而是遇到怪事，例如丢失东西之类。宋郁文的解释为：“这是说：事情不是你做的，就是我做的;不能推諉第三人。”戴望舒的文章只在最后两小段直接和歇后语相关，大半篇记述成长过程中怕鬼的经验，最后总结说：“待上了年纪，不止对鬼怀疑，简直崇拜‘无鬼论’来了。”又宣佈：“小时候所听的鬼故事，全是假话!”唯物主义色彩浓厚的宣告充满言外之意。笔者指出戴望舒解释广东歇后语有欠准确之处，主要是为了指出这项工作的难度，以想见当时他的处境和考虑。“图解”大部分的解释都十分准确，不但为香港的俗语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库，更呼应二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重绘民族精神面貌的努力，在沦陷时期研究本族的俗语和风俗，更有保存民族文化血脉的心跡。即使在种种压逼和限制之下，戴望舒仍然透过“图解”完成了人生中意义不凡的工作。

　　五、小説戏曲研究的推手和纽带

　　戴望舒校点的《石点头》和《豆棚閒话》在1935年即他30岁时出版。79此前一年，他在西班牙游歷时也曾蒐集当地古典小说的资料。四十年代在香港撰写《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一文时，他追记当时的发现，字里行间充满感情。戴氏指出该院所藏有两个重要的本子，一为《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为诸家所未著录”，并详细忆述它的资料：“书凡十卷，二百四十段，每页十六行，每行二十字，图在上端，两边题字，古朴可爱，惜缺第三、第十两卷耳”，又指出当时所见的《三国志演义》版本中，“当以此为最早”，并慨叹说：“以滞留时期不多，未遑细览，至今引为憾事。”另一曾披阅的“天壤间孤本”为《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这集子“所选传奇杂剧时曲甚丰”。戴望舒忆述回国后曾屡次和该院僧侣交涉，希望取得全书书影，但因为“摄影索价过昂未果”。他最后惋惜道：“未几西班牙内战突起，爱斯高里亚尔沦为战场。静院所藏，未知流落何所，而余所抄目录及书影，亦毁于炮火，仅赵景深及郑振鐸二君曾借抄目录各一份尚存而已。思之悵然。”由此可见，戴望舒不以小说戏曲研究为餘事，而是认真地投入长期的热情。据吴晓铃指出，在戴氏的遗稿中有一部“尚未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的蓝图”。他认为戴望舒在古典小说戏曲方面的工作约有二十年，虽然比创作和翻译的时间短，但在他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仍然佔去很重要的一部分。戴氏小说戏曲研究的实绩断续地诞生于多难的四十年代，虽然更具规模的成果未及诞生，但也不无重要的实绩。据马幼垣指出，戴望舒对《李娃传》作者、《袁无涯刊本水浒传》版本的研究最有贡献，后者的影响范围超出文学，触及李卓吾的文艺思想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马氏又讚扬“俗文学”副刊有“创肇的作用”，在抗战胜利后，北京、上海和南京都有报刊开设小说戏曲研究的副刊，其内容形式均有学步“俗文学”副刊之处。戴望舒处于民族和个人的生死关口，始终致力小说戏曲的研究，固然可能因为作为学者，比作为诗人，更能在保守自己的美学信念之餘，投入时代洪流中去，但这个选择无疑也基于他自己长期的兴趣和准备，并且了解小说戏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对现代中国的意义。无论作为推动者还是研究者，戴氏在小说戏曲的学术史上都有承先啟后的地位，在抗战的背景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图解”的书写一样，有特殊的民族和时代意义。

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

　　戴望舒主编的“俗文学”副刊在1941年4月开始，每星期刊出一次，同年12月6日结束，共刊出43期，代表他在小说戏曲研究的前期成绩。在创刊号的“编者致语”中，戴氏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承静安先生遗志，继鲁迅先生餘业，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

　　不但宣告设立这个副刊的目的，更表明他自觉地继承清末民初小说戏曲研究的成果。王国维代表的是戏曲，而鲁迅代表的是小说，他们创立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范式超越学术意义。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自序指元曲为“一代之文学”，但因为“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史志集等典籍不加著录，而“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復道”;《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首句即云“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随着晚清时期知识系统的重构、文学观念的更新，小说戏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推动现代学术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小说戏曲研究和征集歌谣以来的民间文学运动一样，学术研究的背后更深层的意图在于摸索、细认儒家道统以外民族精神面貌。

　　戴望舒不但继承二位所代表的学术研究背后的民族精神，还赓续两人源自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钱南扬指王国维“开辟了以乾嘉学者治经史之法治曲的道路”;陈平原教授指鲁迅借助章太炎为中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沟通了和清儒的历史联系”，认为《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功在于“重考据又不囿于考据”。戴望舒的小说戏曲研究几乎都循考证、校订、辑佚入手，较少文学欣赏和分析，吴晓铃和马幼垣形容戴望舒“在资料的蒐辑、校订和抉别上做工夫”、“通过繁浩而条紊不乱的考据”做研究。难怪马氏颇觉惊讶：“以戴望舒的诗人天份，重感情，重体会，写起学术论文来，大家或会以为是作品分析，文艺原理一类，哪想到竟多是乾嘉派的考证校勘工作。”他又称赞戴氏的考据工夫：“戴望舒的国学修养很好，更广涉秘籍，加以思考精密，考据文章往往做到抽丝剥茧，拍案惊奇的境界。”可知戴望舒在研究方法上确有所继承王、鲁之处，并非只是堂皇的口号。同时，戴氏十分了解鲁迅辑佚工作的细节和意义，他在沦陷时期发表《古小说钩沉校辑之时代和逸序》，订正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一文的说法，包括郑氏认为《古小说钩沉》乃《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并且怀疑该书没有完成。戴望舒就此重刊鲁迅在1912年以周作人的名字“起孟”发表的序文，并指出鲁迅早已从事古小说的辑佚工作然后才写《中国小说史略》：“当鲁迅先生于1920年秋到北京大学去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是对于中国古小说的蒐集已下十餘年的工夫，而《中国小说史》的编著，便是十余年前校辑古小说的自然趋势。”在文末，他除了赞扬鲁迅不求闻达，还附带说明“钩沉”的“钩”最初写作“抅”，并奉劝“要做小考据的人们，应该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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