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于前期“图解”较为“学术化”的风格，后期“图解”的特点为“通俗化”。前期“图解”本来已有一定的在地化和生活化，此时为增加趣味，拉近和读者的距离，更多以情境化的小故事、民间传说、其他俗语来说明词义，粤语词汇使用得更多，文章的脉络也更直接。第十四期《冷巷尿塔》的写作策略方面比较明显的改变，代表戴望舒曾经尝试的一种解说方式。本文开首以“你”作为情境化小故事的主角：“马票开彩那天，你拿当天的夜报的头一条新闻，和口袋里的票子号码一对，一点不差，第一名奖金为你所得。”之后的《大花面抹眼泪》、《掘芋头》都略为相似，以“你”开首，直接和读者对话，并详细解释歇后语的意思。在后期“图解”中，戴望舒考据风俗时流露的博学和个性的确有所褪色，但仍不乏可欣赏的篇章，《市桥蜡烛》颇能代表两种写作方式调和折中的成果。本文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平易近人地介绍风俗源流，又涉及当时香港的生活情景，然后解释词义，最后以例子作结。开首不直接引用古诗，以更平常的方式和语气说明蜡烛的重要性：“前人不曾发明电灯，蜡烛在夜里是最出风头的东西，诗人也就常常拿来大吟其诗，唐诗三百首里，为你琅琅上口的，就有什麼‘蜡烛有心还惜别’，什麼‘日暮汉宫传蜡烛’……。”

　　之后谈到和读者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即香港太平山街的景致和广东人祭祖的风俗：“……你可以到庙宇林立的太平山街去巡礼一下，就可以见到每一间神宫，每一个香炉，都有‘红灯高烧’之象。如果你懒得去这地方欣赏，那末，就在你家里看看人家‘拜祖先’或拜其他菩萨那笔账里有没有蜡烛这一笔支出吧。”然后再解释市桥生产的蜡烛偷工减料，因此被用来形容“假细心”的男子。虽然没有博引群书，但弥漫民间风俗和地道生活的情致，并准确地解释词义，可读性极高。

　　三、游移与复调：“图解”的身分和语言

　　“图解”另一无法忽略的特点是虚构和游移的身分。戴望舒生于杭州，在上海求学和成名，他最熟悉的方言都在吴语区。但在撰写“图解”时，一开始就有意把作者形象化和个性化，他在首两篇文章中就建立了“我/我们――你”的关系，树立作为说话人亲切、老练的形象，例如“犹之我们现在骂人乌龟”、“所以如果你听到你的腻友轻启朱唇微露皓齿娇声的的地骂你一声‘竹织鸭’的时候……”、“假如几粒米落在石罅之中，和泥土混在一起，你有什么办法拾牠起来呢”、“可是有人要问我了……”、“这话差不多难倒了我”等语，令人觉得这位广东俗语专家既自信可靠又不失谦虚。而作为读者的“你”，则是不懂广东风俗语言的外省人。必须注意的是，戴氏还有意识在这系列的作品建构一个广东人的自我，在第一篇《竹织鸭》中，他就这样写：“我们广东人抓住牠的这个大错处，把‘竹织鸭’这个三个字作为‘冇心肝’的代名词”。在第三篇《沙烂磞》中，“达士”就更明确地表现“广东人”的身份：

　　一位朋友看见了就对我说：“乜嘢话，沙烂磞系广东俗语!老兄未免要遗笑大方啦，重话你系十足嘅广东佬!哩的系友邦日本话来嘅，等你要做日本俗语图解时候先用都未迟咯。”

　　巧妙地以“朋友”的话虚构并揭露作者权威的身分。《幡竿灯笼》说：“现在我们广东有句俗语叫‘牛皮灯笼’的，就彷彿是这个意思。”《冬前腊鸭》说：“考‘冬’，是四时之一，小的时候听见母亲唱的南音就有‘春夏秋冬天过天，寒来暑往又一年’。”《年晚煎堆》则说：“记得我们广东儿歌里有一个道：‘拍大脾，唱山歌……’。”《青砖沙梨》则说：“山东的莱阳雪梨品种最好，驰名于我们的广东……。”但是，虚构自己成为广东人时，戴望舒又没有完全放下江浙一带的记忆。《竹织鸭》开首提到的宋人笔记全都有江浙背景，《鸡肋编》提到“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南部新书》的作者钱易和故事的主角陆龟蒙都是江浙一带的人。除此之外，戴氏解释广东俗语时，时常参照上海话，如《石罅米》说：“像上海佬所谓‘铁公鸡’一样”、“这和‘藕’、‘鱼’，上海佬的‘蟹’等之指女人同一道理。”“上海佬”一词显示戴望舒在模仿广东人常用的称呼方式，藉此建构作者为广东人的印象;《沙烂磞》把广东话和上海话比较，指“沙烂磞”和“顶括括”一样，被上海人认为是广东话，又被广东人认为是上海话。《亚崩咬狗虱》提到“捉黄脚鸡”时，以括号註明“上海叫仙人跳”。后期的“图解”没有这种鲜明又混杂的身分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中性的“广东人”，和作者自己拉开距离，使说话人的省籍身分比较含糊。在表现“图解”独特的身分和语言特点方面，《放路溪钱》是极重要的一篇。戴望舒先说“溪钱这一名称，外江人也许有点陌生……”、“外江人可不知，朋友说我未曾出过鲤鱼门，那晓天下事……”。老一辈广东人称外省人为“外江佬”，“未曾出过鲤鱼门”暗示作者不但是地道广东人，更是老香港了。但有趣又矛盾的是，这位老香港有些说话明显违反广东人的语言习惯，例如他说：“这种工作咱们广东本家叫做放路。”“咱们”是北方人常用的代名词，广东人不可能用它来自称，也就是说，“咱们广东本家”不可能出自广东人的口。与此同时，文中还有不少吴语词汇。在本文最后一段，戴望舒用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演绎“放路溪钱”的意思，认为“这首词似乎是替吊膀子的惨绿少年写照，其实正是处处显出放路溪钱的本领”，其后总结说：“于是这个阿木林不得不晕其大浪了，但是还不敢造次，只有装醉的一步跟一步，放路溪钱至此，乃低骂一声‘杀千刀’，似乎是咀咒，其实也不外引诱的作用而已，被人骂盖未有不回报一声‘他妈的’，于是放路溪钱政策又告成功了，此是咱们中国千余年前放路溪钱术之尤者。”其中“吊膀子”、“阿木林”、“杀千刀”都是吴方言。《竹织鸭》和《年晚煎堆》都很清楚地说“我们广东”，为什麼《放路溪钱》突然“犯错”，跑出“牛头不搭马嘴”的“咱们广东”?戴望舒对“图解”的写作不可谓不费心思，如果是手文之误，为何不更正?既然从一开始就塑造鲜明的广东人身分，为什麼容许那麼多吴方言存在?“咱们”、“外江佬”、“阿木林”并存，是否受《水浒传》南北方言混合的特点所影响?戴望舒长期在港生活，不可能不知道“咱们广东”的“破绽”，知道却没有修改，是否故意留下线索，好让我们能够辨认南腔北调背后，那个怀着江浙记忆、爱读《水浒传》的真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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