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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meyer批评Lopez把“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个人经历当作了北美佛教研究之整体的一个转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自然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Lopez对弗大藏传佛教研究生班之教学，和对Thurman之学术方法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于此，我们甚至应该对Lopez敢于对老师和自己的学术道路作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幻灭的一代，Hopkins和Thurman最初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本来就与学术无关，而是为了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令精神走向成熟解脱的道路，他们是美国嬉皮时代和新时代运动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代激进的东方发烧友中的典型。虽然为了安身立命，并为藏传佛教更好地在西方传播开创一条便捷的途径，他们都在格西旺杰的鼓励下重返曾被他们遗弃了的校园之中，并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学术的道路。但是，即使他们最终都成了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他们最属意的依然还是教法而非学术，最关心的是如何在西方大众中传播他们所领悟了的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他们的藏传佛教研究基本背离了欧美的佛教语文学传统，他们的著述也基本上徘徊于面向普罗大众的法本(dharma books)和面向专家的精深的学术著作之间。
从这个角度而言，Lopez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由于《囚徒》一书的着力点并不是学术史，而是西方如何表述西藏的历史，它只求典型而不求全面，所以，作者既没有对他的老师辈学者的这种介于教法与学术之间的治学方法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质疑和批评，也没有对Thurman众多著作于传法之外的学术意义予以肯定。为了突出Thurman如何为神话化西藏推波助澜，便不得不忽视其著作的学术意义，而这引起了Wedemeyer的强烈不满。从佛教语文学的角度来看，Thurman和Hopkins的大量以藏文著述的译文为主体的学术著作都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包括Lopez书中加以褒扬的Hopkins的成名之作——《观空》一书，由于其预期的读者群显然更应该是广大的修法行人，而不是象牙塔中有数的几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它的写作方法不符合基本的语文学学术规范，难说它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样，Hopkins翻译的觉囊派祖师朵波巴的名著《山法了义海》虽乃皇皇巨著，但它备受佛教语文学家的诟病，因为其中的译文不但有很多的错漏，而且还通过翻译语词的选择和译者带有倾向性的诠释，使得其原作面目全非，其中之微言大义也全都变了味道。遗憾的是，对此类学术毛病，Lopez反而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
不得不指出的是，Lopez虽然对包括Thurman在内的诸多西方学术名流的批评通常都是嬉笑怒骂、不遗余力的，然而对自己的老师Hopkins的批评却是点到为止，非常留有情面，看来他并没有如Wedemeyer推测的那样“对自己的导师怀有深刻的不满”。事实上，Hopkins与Thurman一样，都必须对神话化西藏这一现象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条道路上他有时走得甚至比Thurman更远。例如他将根敦群培的《欲论》翻译、改造成了一部同时适用于异性恋和同性恋者的性爱技术宝典，并将这部原本与佛教无关的性爱指南书说成是一部藏传佛教的传世经典，将既能享受身体的喜乐，又能获得精神的解脱说成是藏传佛教之精华等等，都是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利用其藏传佛教研究权威的身份，如此曲解藏传佛教，误导受众，真是匪夷所思。然而，Lopez对此竟然视而不见，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像针对Thurman那样尖刻的批评，难怪Wedemeyer会有如此深刻的不满了!
Thurman和Hopkins是二十世纪美国藏学研究的双子星座，尽管两人风格迥异，于大庭广众之下Hopkins远没有Thurman那样雄辩和耀眼，但他们都是极具个人魅力的上师型学者(guru)，各有各的卓越。凭借着上个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于北美大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他们作为北美藏传佛教研究最著名权威的声望，在他们身边集结起了一大批弟子，渐次培养出了一批藏传佛教学者，后者今已成为北美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最主要的一支生力军。
Hopkins从1973年开始就在弗大宗教系任教，迄止2005年退休，三十余年间于此培养出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生。据不完全统计，在1980和1990年代，Hopkins门下培养出的藏学、佛学博士有十四位之多。Hopkins早年的弟子中有多位是当今西方藏传佛教学研究领域内大名鼎鼎的人物，如Lopez、Anne Klein(莱斯大学)、Georges Dreyfus(威廉姆斯学院)、John Powers(堪培拉国立大学)、Guy Newland(中部密西根大学)和Elizabeth Napper等等。而他于新世纪培养出来的弟子中，如Bryan Cuevas(佛罗里达大学)、Trent Pomplun(Loyola大学)等也已分别成为佛教死亡学和藏传佛教与耶稣会士等专门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他的早期弟子中，有的自己也已在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培养博士生，故其再传弟子不少今天也已成为这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了。例如Lopez在密西根大学培养出来的弟子Jacob Dalton和Andrew Quintman如今已分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耶鲁大学的佛教学教授，是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引人瞩目的后起之秀。
Thurman虽然于1972年就取得了哈佛的博士学位，但其后长期在Amherst学院教书，1989年才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故其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起步比Hopkins晚得多，直到1993年才培养出第一位博士，即日后以研究拉卜楞寺而知名的Paul Nietupski先生(John Carroll大学)。但迄止2013年的二十年间，他也已培养出了十九位藏学博士，在数量上不逊于Hopkins，其中如Wedemeyer(芝加哥大学)、David Gray(Santa Clara大学)和John Pettit等人也都已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印藏佛学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人物。另有部分弟子则成为“美国佛教研究院”的中坚力量，继续追随Thurman从事印藏佛学研究和藏文佛教文献的翻译工作。
由于共同的师承关系，Thurman和Hopkins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学术团体，共同组成了美国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的主流传统。作为开山祖师，Hopkins和Thurman都赢得了其弟子的尊重和推戴。由亲密的弟子、朋友和同事随喜撰写论文，为年满六旬(或六五、七旬、八旬等)或者即将还历退官的老师编集、出版一部“颂寿文集”(Festschrift)本来只是欧洲学界流行的一个传统，在今天的美国学界不甚流行，而Hopkins和Thurman两人却都获得了这样的殊遇，由此可见师承关系于美国藏学研究领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为Thurman七十寿辰颂寿文集撰文的有十六位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而Hopkins则于六十岁时就得到了其弟子和朋友奉献的一部颂寿文集，题为《变化中的心识：向Jeffrey Hopkins致敬佛教和西藏研究文集》(Changing Mind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Tibet in Honor of Jeffrey Hopkins， New York, 2001)，收录了十二篇论文，作者也都是其直接的弟子或朋友。
如前所述，Hopkins和Thurman最初都是格西旺杰喇嘛的弟子，不管受过还是没受过正式剃度，他们都是佛门的入室弟子，都具有极好的藏语文能力，接受的也都是传统藏传佛教寺院内专为出家僧众设计的教学训练。他们的学术风格十分类似，都是以翻译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等藏传佛教大师留下的重要著作为其学问之根本，分类诠释藏传佛教精义，介绍藏传佛教的修习等等。他们的学术生涯多半是在西方替藏传佛教代言，尝试用当代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读和传播这些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和深奥的藏传佛教教法。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方法来培养他们的弟子，首先要求他们有足够好的藏语文能力，能够流利地解读和翻译藏文佛教文献，为此他们常常把学院外的喇嘛带到他们的课堂。于接受了过硬的语文训练之后，弟子们通常会被指定一个古典藏文佛教文本，要求他们先准确地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利用这个文本的一部相对后出的释论，在喇嘛之口耳相传的帮助下，解读这个文本及其释论，最终给这个文本所包含的微言大义做出正确的解释，并确定自佛陀直至Hopkins的传承谱系，追溯这个文本的传承轨迹，确立这个教法传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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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4-10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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