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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Jeffrey Hopkins和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两位教授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以藏传佛教研究为主体，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与欧陆佛教语文学完全不同的美国本土藏学研究传统。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藏学研究起步亦晚，值得称道的“天才的票友”(gifted amateur)唯有大美利坚合众国驻我大清国外交大臣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先生一人。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它未能自成气候，主导的几名学者均来自欧洲，如Ferdinand Lessing、Helmut Hoffmann、David Seyfort Ruegg和David Snellgrove等，遵循的是欧洲的“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传统。这个传统于今日美国大学中勉强得以维持，如哈佛大学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等依然严格秉承欧洲学术传统，但不能代表美国藏学的主流。后者当以弗吉尼亚大学的Jeffrey Hopkins(生于1940年)和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生于1941年)两位教授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以藏传佛教研究为主体，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它形成了一个与欧陆佛教语文学完全不同的美国本土藏学研究传统。
如果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rs, 1784-1842)可被称为欧洲藏学之父的话，那么或可被称为美国藏学之父的应该是卡尔梅克蒙古喇嘛格西旺杰(Geshe Wangyal, 1901-1983)先生。格西旺杰生于居住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卡尔梅克蒙古部落之中，少年出家为僧，后随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德尔智(Agvan Dorzhiev，1854-1938)入藏，在拉萨哲蚌寺学法九年，获“格西”学位。后到北平学法、营生多年，曾随中国藏学之父于道泉先生学过英文，也曾短时间为钢和泰先生创办的中印研究所工作过，还充任过英国外交官Charles Bell(1870-1945)爵士的翻译。自二战爆发至五十年代初，他往返于西藏和印度两地。1955年，往美国新泽西，为被安置于此的卡尔梅克蒙古难民社团提供宗教服务。很快，在他身边聚结起了一批来自大苹果和大波士顿地区的白人佛教发烧友，其中烧得最厉害的即是日后美国最负盛名的藏学研究权威Hopkins和Thurman二人。他们都于1963年从哈佛退学，住在格西旺杰于新泽西建立的那座小喇嘛庙中随他修习藏传佛法。
1965年，格西旺杰带Thurman去了印度，介绍他皈依，使他成为第一位受剃度出家的白人藏传佛教僧人。一年半后，Thurman还俗，在格西旺杰鼓励下回哈佛完成学业，1972年博士毕业后先在Amherst学院任教，后于198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法主宗喀巴”讲座教授，并于此创立了“美国佛教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成为迄今全美最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权威和发言人，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最耀眼、最具魅力的藏传佛教代言人”。在他身边围绕着一批信众和粉丝，同时也培养出了不少从事印藏佛教研究的优秀弟子。Hopkins则于新泽西随格西旺杰学法多年之后，进入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美国第一家佛教学博士研究生班深造，随出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Richard Robinso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71年，Robinson不幸英年早逝，Hopkins便往印度学法，撰写博士论文。1972年，Hopkins以“观空”(Meditation on Emptiness)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翌年即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系。于此，Hopkins新开炉灶，建立起了一个藏传佛教博士研究生项目，培养出了迄今于北美大学数量最多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今于北美诸大学内担任藏传佛教教职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方法和成就代表了当代美国藏学研究的主流传统。
199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一书，作者是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西藏和佛教研究教授Donald S. Lopez Jr. 先生。这部著作不只在藏学界，而且也在整个世界宗教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Lopez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对历史上和当下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误解、挪用和歪曲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清算，特别是对当下西方神话化、精神化西藏，将西藏与香格里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幻想所创造出来的乌托邦——等而视之，以至于普遍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一现象做了振聋发聩的批判。
《囚徒》一书分别从名称(喇嘛教)、书(《西藏生死书》)、眼睛(《第三只眼》)、咒语(六字真言)、艺术(唐卡)、领域(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和囚牢(香格里拉)等七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侧面，揭露和剖析了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过程及其背景，从而解构和颠覆了西方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其中“领域”一章，专论美国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以作者自身的经历，将Hopkins在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组织、开展的藏传佛教之教学和研究项目作为典型，对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美国藏传佛教研究传统做了颇具戏剧性的描述、分析和批判。
Lopez对美国藏学主流传统的批判分别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首先，他将自Thurman和Hopkins开始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北美藏传佛教学者统称为“拜倒在喇嘛脚下”的一代，他们一反西方学界过去的传统，不再将藏传佛教看作是佛教最不忠实和最堕落的一种传统，相反将它视为佛教最直接和最权威的传统，将喇嘛视为佛陀再世，是现世佛教最权威的解释者。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自己看作是一种行将灭绝的宗教传统的保护者和继承人，他们之所以远涉重洋、匍匐在喇嘛脚下，为的只是能够记录下喇嘛们历经千年口耳相传下来的佛语，由此给北美藏传佛教研究赋予了崇高和迫切的宗教史和思想史意义，也给西方藏学家赋予了崇高的使命感和神圣感;Lopez将Hopkins在弗大建立的藏传佛教教学制度与格鲁派寺院僧人所必须接受的历时近二十年之久的传统教学法进行了比较，揭露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机械的模仿和缩减。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Hopkins所主导的这种藏传佛教教学更接近于佛教的“神学式”教学和研究，缺乏现代学术必须具有的批判精神，与当代宗教学研究的学术宗旨和规范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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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4-10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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