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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与生命史
我们已经梳理了围绕物形成的经济过程、社会关系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是物质文化史的基本内容，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历史上日常物质生活的基本特性?探讨物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之间的关联?在这方面，布罗代尔提供了什么灵感?让我们回到《物质文明》。
在《物质文明》第一卷前言部分，布罗代尔谈到物质文明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这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多次重复的物质生活表现为一整套惯例：播种小麦、种植玉米、平整稻田、在红海航行，如此等等，都是照老办法进行。过去在现时中顽强地表现自己，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吞噬着人们转瞬即逝的时间。”(《物质文明》第一卷，第25页)在前言末尾，他又花费不少笔墨，为把日常生活纳入史学研究进行辩护：
还有最后一个选择需要论证，就是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纳入历史的范围。这样做有什么用处?是否必要?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例如远程贸易、民族经济或城市经济网络。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时间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时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整理、重现这些场景是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不认为它浅薄无聊。(《物质文明》第一卷，第26-27页)
在布罗代尔看来，物质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重复性，而这恰恰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物质文明位于日常生活的中心。这种“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吞噬着人们转瞬即逝的时间”的重复性，不是别的，而是布罗代尔穷毕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结构”，一种长时段的存在方式。正是隐含于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背后的“结构”，构成了布罗代尔开展研究的出发点，这应该也是今天倡导对两者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因。通过揭示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或曰结构性，布罗代尔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物是日常生活的外在表象，而日常是物质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
日常生活中物的存在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其间的人。《物质文明》揭示，物的日常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型塑着人的生活世界，不过这种物的日常性的政治面向，应该说是布罗代尔不曾完全意识到的(不过他对这一日常性背后的阶级差别有深刻的认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抽象、乏味的统计数据(乏味通常也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在这种表象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对抗。日常意味着行为、态度及周遭环境的重复性，日常生活就是由物质生活中无数琐碎物事的无数次重复造就的，时间被抹杀或“吞噬”了，周遭的物平日视而不见，事实上却与日常生活浑然一体，个人悠游其中，一切“从心所欲”，这种物我交融的状况，正是日常化的物质文化塑造的最基本的文化心理特征。从内在的角度看，日常落实到心理层面，表现为一种无意识，一种缺乏反思、批评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特征，日常生活经常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开展拉锯战的策略性场所，营造、维系某种形态的日常生活，成为塑造顺从的基本路径。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才常常成为微观政治运作的基本空间，成为福柯的“微观权力”运作的最重要的舞台，而作为日常生活基本构筑材料的物质文化，常常也在微观政治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出于同样的理由，日常性的物质生活也常常成为政治抗争的核心场所之一，这就是为何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市镇，时钟成为作坊主与雇工冲突的牺牲品的原因(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7-94页)。
在这种意义上说，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或可尝试从日常物质文化中发现微观权力运作机制和微观政治抗争。日常的物质生活是微观权力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场所。美国学者白馥兰《技术与性别》对传统中国住宅的分析显示，传统中国的居住空间，就是父权制再生产的基本场所(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9-136页)。同是这个空间，也可能成为微观政治抗争的舞台。这里所说的微观政治抗争，经常体现为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描述的种种“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它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息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页。笔者对译文稍作调整)。微观政治有时也以更温和的方式出现，一种有个性的穿着方式，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赫伯迪奇看来，既是亚文化的表征，也是抵制主流文化的政治举动(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福柯讨论的规训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学校、医院、工厂是微观权力运作的基本平台，但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德塞都发现了反抗规训的种种“战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消费者(取其广义)“重新占据了社会文化生产技术所组织的空间”，他们的“消费程序和计谋”建构起“反规训的体系”(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第一卷，《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35页)。现当代丰富的档案史料，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微观政治提供了可能。
必须提醒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物都具备日常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物的日常性，是因阶层、因群体而异的。礼物之所以成为礼物，就在于它们是与某种节庆或仪式相关联的，亦即它们是非日常的。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是因为至少对于某些社会群体而言，它们尚未成为日常消耗品。从这种意义上说，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不能完全等同。我们固然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物——那种具备日常的、重复出现的物，同时也应关注这些物的日常化过程与去日常化过程，从而探知日常生活的时空限度与社会限度。尽管布罗代尔强调物的日常性，笔者认为赋予时代感的主要不是物的日常性(因为它是非时间性的，“吞噬”时间的)，而是其日常化与去日常化过程。
日常化过程可以理解为某物日益频繁地被生产、交换与消费，在人与人之间频繁流转，并被赋予常规文化意义的过程。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科皮托夫的话说，日常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重构历史上物的个体传记(biography)或生命史(life history)(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pp. 64-91)，梳理其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轨迹。食糖在近代欧美就经历了从奢侈品到日常消耗品的过程。明末从美洲引进中国的新物种，包括玉米、番薯、烟草等，也经历了日常化的过程。《物质文明》讨论的椅子引进中国的过程，是日常化的另一个例证(《物质文明》第一卷，第337-343页;另参见翁同文：《中国坐椅习俗》，海豚出版社，2011年)。这些食物、作物和器具的日常化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面向。新物种的引进，往往引发土地利用、耕作制度、饮食习惯、人口行为等方面的变动。在讨论椅子的引进时，布罗代尔评论说：“对于中国来说，接受椅子意味着接受一种新的生活艺术”(《物质文明》第一卷，第339页)，它带来了包括坐姿、礼节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舶来品”的引进及其日常化，涉及它们如何在客位文化中被“去陌生化”(de-familiarized)，即被重新赋予文化意义，纳入本土文化的过程。
根据科皮托夫的理解，对物的生命史进行研究，与撰写人物传记有几分相似，必须记述其来处、“生涯”与终结，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追问一系列的问题：
撰写某物的传记，提出的问题与撰写人物传记是类似的：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何为内在于物的“地位”、阶段与文化当中的传记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何变为现实?物来自何方?系何人所制?截至当下，其生命轨迹如何?在人们的眼中，此类物事的理想生涯是什么?何为物的“生命”当中可辨识的“年龄”或“阶段”?这些年龄或阶段的文化标识是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物的用途如何发生变化?当它不再拥有使用价值时，它如何被处置?(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pp. 66-67)
对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种路径有助于追踪物在社会网络中流转的轨迹及在此旅程中意义被赋予、修改与抹除的过程。这种路径特别适用于对书画、书籍、古董一类物进行的研究，而且古人为此留下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书籍的印章、题跋、藏书记等实物、文献证据，便为重构书籍的印刷、交易、馈赠、赏鉴、散佚等“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种路径为缀连物经历的不同环节及串联物的不同面向提供了可能。物质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定位这些物与特定阶层或特定人群的关系，理解它们在界定这个阶层或人群的身份与地位中扮演的角色，探究其社会文化意涵的变动轨迹。由于这些物的生命史常常经历很长时间，穿梭于不少人物之手，研究者有可能追踪不同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动与文化心态的改变。在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中，这是一个不少学者尚未有效运用、但前景可观的研究路径。
整体史的物质文化史
对物质文化史研究，布罗代尔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一，他开拓了物质文化史的领域，并赋之予应有的学术地位。其二，他尝试在物质文化中发现日常生活，为思考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路径。尽管从现在看来，他对物质文化史下的定义，基本上属于广义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但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践本身，其实已超越了这个范畴，因为他将社会关系和文化体系纳入探讨的范围。在拓展学术视野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件重要的事。
有了布罗代尔奠定的一块基石，我们今天的建构工作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本文提供的思路是：在研究对象上，串联物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向;在研究方法上，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笔者尝试以物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为基本线索，重构围绕这四个环节形成的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为日后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从整体把握经济过程与社会文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认识当下研究中的热点和盲点。这种关注不同环节、各个面向的物质文化史，不妨说是致力于“整体史”的物质文化史。
同时，笔者还意识到，我们还有必要借助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引申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讨论。布罗代尔强调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社会批判理论则致力于揭示物质生活的日常性背后的政治意涵，正因为这种重复性，日常物质生活成为微观权力运作与微观政治抗争的基本场所。笔者还认为有必要引进人类学的分析路径，建议书写物的传记，或重构物的生命史，以此把握物的日常特性与社会文化特性，推进物质文化史研究。
（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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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6年5月20日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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