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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对于民主制度的迷恋不能不归因于二战时期亲历的美国的欣欣向荣与欧洲的腐朽没落之间的强烈反差，在时代眼光的局限之中，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度成为马氏心中的自由女神，然而在今天看来，其并非全能的救世神。
同时，民主制度有利于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和批判性，从而分散话语霸权，避免思想专制。文化需要被转述为语言才能传承，只有在传承之中才能作为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对社会进行控制。语言和符号常常是文化的结构性表征。语言与命令的差异在于掌控者不同：当语言的合法使用权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时，语言导致权力。正如巫术，原始部落中常常是少数掌握巫术的人拥有至上权力。在德国，宗教以尊亚利安人为优等民族的日耳曼神话、对希特勒的崇拜仪式以及纳粹伦理的面目出现。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宣告“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人民的新宗教”，极力鼓吹只有法西斯黑衫党才是真正的宗教。对抗文化极权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毒攻毒，广开言路。民主制度的最大特征在于言论自由。
国家是制度的载体，是自由发生的现实场域，也是战争阴云下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争夺的战场。原初的权力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通灵者以及巫术仪式的主持者所享有的操纵人与物的特权，但是在原始条件下，权力受经济水平所限，只局限于狭窄的影响范围中，不会产生压迫和奴役。随着部落民族（tribe－nation）和部落国家（tribe－state）的诞生，在部落民族和部落国家企图相互覆盖的你争我夺中，权力进一步集中。国家最初是以三种角色出现的：制衡者、立法者和攻防力量。随着主权成为一个国家独立性的象征，暴力机构合法化。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暴力导致战争。“战争一旦启动，政治权力一旦大过文化实践，奴隶制、农奴制和等级制就出现了。”①文化与政治的合谋会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役，而文化与政治的联姻则会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向强大，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问题。因此最强大的国家形式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是文化共同体（Unity of Culture），以文化为边界；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以地域为边界。当文化边界与地域边界重合时，民族国家就产生了。现代战争常常导源于民族冲突，即民族与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民族冲突常常导致民族文化的灭绝。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存在的前提，文化自觉是民族国家存亡的关键，因为文化既能产生暴力，也能驯服暴力。民主制度正是文化驯服暴力的手段。
四、传承与升华
对《自由与文明》的阅读是一次追随大师步伐的心灵历练和思想升华。此书在马氏对理想国的幻想中结束。理想国常常是现实生活的镜像颠倒，但恶的反面并不必然是善。马氏预言了旧秩序的破除，但新世界的建设不在于幻想而在于文化。文化是人类自由的诞生地，借助文化，人类逐渐将命运从神明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文化的生命力存活在人类的创造性之中，创造性的灵感源泉是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独立意志与批判精神发端于思想自由，自由源于多元文化的碰撞。自由与文明互为前提。然而，现代社会，为了获得高效率和高凝聚力，社会日渐走向高度整合与高度统一，人类成为社会机器上可被任意替换的零件，人类头脑在这种步调一致中走向集体平庸，文化殖民在这种整齐划一中潜滋暗长。
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这些人不具有道德和智力资源，无法在太多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所以在丢开一副枷锁时会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一副新枷锁，只有通过立法，在内部框架中寻求救赎。
马林诺斯基说，所有人天生都是奴隶，只有在文化的枷锁中才能自由呼吸，只有通过创造在文化内部寻求解脱。也许，人类寻求的并非所谓幸福、平等、自由，而只是安全。其实，马林诺斯基何尝不是这枷锁中的奴隶？文化积淀使马林诺斯基的探讨无法跳出历史和时代，在马氏自由的定义中影影绰绰散发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气息：将形而上的自由可视化为目的、行动、收益三个阶段。
历史永远遵循黑格尔的“正－反－和”螺旋前进，对于自由的论述在围绕着柏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二分几十年后，走向第三种自由。历史就是不断打破枷锁又不断锻造枷锁的过程，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大浪淘沙，马氏的思想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复活了。旧事重提，不是原画复现式的复辟，而是在新的时空维度中新的诠释与解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马林诺斯基以《自由与文明》为阵地，展开对人类文化的反思和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文化战争暗流涌动，费孝通以“文化自觉”为口号，展开对自我学术生涯的反省和对中华文明的反思。费孝通在人类学原野内部打破了马氏由于时空局限而锻造的枷锁，将其从历史之网中打捞。师徒二人都以文化为切入点，在晚年投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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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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